“恤由之丧”与《士丧礼》的写定

《礼记·杂记》“恤由之丧”一段文字,对于推溯《士丧礼》暨《仪礼》成书至关重要。自唐林宝以来,多将“恤由”解为人名,不可信据。实则“恤”即“恤礼”之“恤”,“由”即“仲由”之“由”。仲由(子路)死于卫国内乱,鲁哀公忧恤其丧亡,遂遣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子路身份为士,故孺悲衔命所学为士丧礼。子路死于鲁哀公十五年冬,先于孔子之卒三数月,而从孺悲学成复命到撰次成书,尚需较长一段时间,故“《士丧礼》于是乎书”,显系书于孔子去世以后。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渐次凋零,孔门后学忧惧礼典坠失,遂效孺悲之举,渐次写于竹帛。中经战国纷乱、嬴秦焚书,《仪礼》至汉仅传十七篇。

礼俗互动视角下的民国丧礼仪式(1912—1928)

民国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时期,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丧礼仪式随之改变。民初北洋政府制定了《服制》与《礼制》,在礼仪实践中按“便民而不忘古训”的原则制定《丧礼草案》。此时丧礼的伦理与功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礼与旧俗的互动中,呈显了礼俗互动的价值置换与要素置换。但在地方社会,新礼却出现“世俗不尽行之”的现象,新丧礼很少实施,反而是原来的传统儒家礼仪与世俗呈现融合互动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从帝国到共和的变化,并未改变“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国家之“礼”价值体系不定,礼俗难以同构,而且国家与地方之间缺乏礼俗互动的纽带,国家之礼难以化俗。

丧礼孝道价值的嬗变与社会认同——以古典儒学为中心的考察

丧礼孝道价值的确立有赖于儒家的建构。周丧礼只称卒哭之后的吉祭为孝行,这应属于“享孝”或“追孝”的范畴。孔子则在“丧主哀”的认识下,以自觉之爱解释哀情,在将孝内化为人之德性的同时,确立起丧礼报恩尽孝的价值。葬制与祭制是儒家建构丧礼达孝路径的重点。儒家在丧主仁智品质的基础上,提出事死如事生的治丧原则,破解“死人无知”问题;儒家以理性主义的魂魄观取代“人死为鬼”的宗教观念,从人的“形—神”生命结构上说明祭祀对象的存在,提出事亡如事存的祭祀原则,破解“人鬼不存”问题。丧礼尽孝理念凭借其“益治世”与“合人情”的特点,在政治力量与民间信仰的推动下,在儒家化解社会治丧僭越、奢靡的实践以及回应佛、道教丧葬观的挑战中,成为先民有关丧礼的主流认知。追求以亲子真情为基础、呈现诗性特点的儒家丧礼,仍是我们领悟生死、探索厚养薄葬孝道模式的重要资源。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朝贡体系内外礼仪与政治的互动——以乾隆帝丧礼为中心

清朝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与部分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往学者们关注清廷通过庆典塑造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以及清廷在朝贡体系框架下与周边国家的交往等内容。乾隆帝的丧礼本应是清廷的内部事宜,但这一事件引发的礼仪与政治互动成为朝贡体系内外国家间交往的重要事件。本文关注朝贡体系内外朝鲜、哈萨克与浩罕、俄罗斯3种类型的国家对乾隆帝驾崩事件的反应,观察这些国家在礼仪和政治方面与清朝的互动,思考清朝在互动过程中的政治与外交对策。

民俗视野下湖北通山丧礼仪程述要

通山县婚丧嫁娶,至今仍用朱熹《家礼》,其中尤以丧礼最为典型。通山丧礼程式繁复、礼数周详、场面壮观、礼文典雅,是朱熹家礼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较好的伦理教化功能。丧礼中的礼文和诗歌,文辞古奥,韵律和谐,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朱廷立和吴怀清的传播,是《家礼》得以在通山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曲多变”在民间丧礼道教仪式音乐创作中的运用

东汉魏晋时期,道教音韵或已出现于丧礼之中。至隋,僧道斋醮的丧俗开始跨国流传。自宋至明清,民间丧礼僧道斋醮、作乐娱灵的现象普遍存在。至今,湖南平江县民间丧礼道教仪式音乐依旧活态传承,其结构宏大、内涵丰富,是地区传统音乐的重要构成。笔者采录仪式音乐,记写乐谱,解析法器合奏、歌乐唱腔的艺术特征,探究“一曲多变”在民间丧礼道教仪式音乐创作中的运用。

合阳丧礼面花中的情感符号

从符号学的视角深入分析古人对生命之树的崇拜,并从合阳丧礼面花“花顶顶”的元素符号、色彩运用、结构造型三个方面探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以及承载着积淀数千年的文化内涵,旨在为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与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热闹”的白喜事:复合的仪式过渡与身体表述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身体视角对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产生了变革性的作用。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身体不再被视为抽象话语的载体,而是重新恢复了其丰富的各种感觉和肉体性,是能动的创造与实践主体。仪式中形成的情感方式、感觉倾向、行为方式与规范,往往都是在耳濡目染中习惯成自然,成为刻骨铭心的知识和文化模式。"白喜事"是丧礼的一种复合表述;"热闹"却是种对丧礼的诉求,是种最理性最实际的民俗选择。从丧礼的各类角色、各种身体参与,探讨"热闹"的白喜事的矛盾与复杂,目的在于从交往、饮食、表演、器物等入手,以切实的身体感受与创造,展现丧礼建构的过程与方式,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活逻辑与权力关系。

助葬必执绋--唐代挽郎一角

挽郎是皇家丧礼中的服务人员,本文通过新出墓志,扩展对这类人员的讨论。一方面说明挽郎在皇帝(后、太子)葬礼中的出现、活动和作用,从这一特殊角度观察皇帝丧礼的场景和需求;另一方面讨论挽郎作为门荫入仕的来源,及在参选减选和试判考试方面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从而对门荫制度下的挽郎提供更多的认识。

“三年之丧”源流考论

在体现着浓重的宗法伦理精神的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三年之丧”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是自古迄今，对于“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人们一直聚讼纷坛，迄无定论。在对历史上关于“三年之丧”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考察即可发现，《礼记·三年问》等先秦典籍所提出的“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之世人们要求“短丧”的呼声的让步和妥协。

新见清代礼制孤本文献《文公家礼·丧礼》的内容与价值

该丧礼文献乃系传统村落文化田野考察所得,是相对于我国古代官方"国礼"文献而言的"村礼""族礼""家礼"新见文献。因而,《文公家礼·丧礼》一方面其体现了官方大传统下的儒家正统丧礼的观念,另一方面因受历史、地域以及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影响而自成特色,是研究清代湖南地区社会风情、地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丧礼的重要新见史料,颇具文献史料价值。

“仁”的起源探本

“仁”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观念 ,但追究其原始内涵 ,则尚无精确答案。早在《说文》中 ,仁就有三形三义 ,究竟哪个是“仁”之本源字形 ?许慎放过了这一重大问题。但这里留下了“仁”的本源的疑难也留下了如此的线索。本文通过甲文中“尸”字 ,与夏商周沿习的尸祭之礼 ,揭示了许慎“仁”字“从尸”的原因 ,说明它是仁的原始正字。又从甲文中“尸”与“人”的区别 ,说明“从人二”绝非本源的“仁”的内涵 ,同时也说明了“从千心作”之仁乃是在“从尸”之仁含义上衍生之意。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仁”的原始内涵不是横向的人偶相爱 ,而是悼亡哀死的纵深的内在心性 ;“仁”的源起早自夏商西周开始 ,而春秋时显要的人相偶爱的“仁”是“从尸”之心性之仁脱离尸礼后的推己及人 ;还借“尸”、“夷”假借 ,探讨了尸祭之礼和心性之仁的发明者或最重视的部族可能是东夷古族。从而辨明了思想史上并存的心性之仁、爱人之仁、以仁为心性三者哪个是本源 ,以及它们演绎的次序等问题。明白这些 ,对于我们认识仁的真相和地位 ,对于通过礼更深切著明地把握仁、孝关系及孔子儒家的思想源泉和体系 ,对于理解老子思想中舍仁取慈的实质等等 ,都有重要的意义。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从齐礼、夷礼与周礼之别看周原甲骨属性

春秋时洹子孟姜壶铭中齐景公为田文子举办国丧礼，完全是因姻亲关系而为其女公公举行的。这与周原甲骨刻辞中周文王为岳丈帝乙、外公文丁建立宗庙并在其中祭祀殷先王的现象是一致的。西周时期姬姓国家中祭舅礼的淡化，是因周人宗法制完善后弱化母族母系地位势力而导致的现象。

儒家人生礼仪中的教化意涵

儒家文化以"人"为中心展开,希冀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成为内外兼修的君子,而以冠、婚、丧、祭为构架的人生礼仪是其重要方式之一。因应不同的人生节点,儒家用不同的礼仪形式指点人生方向,由立身而齐家,由生者与往者的情感沟通而及于个人对于社会的担当,润物细无声,洋溢着温情脉脉的教化意涵。

从丧礼中看农村女性的身份与地位——以陈村为例

通过对陈村丧礼的考察,分析了农村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其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发现丧礼中女性具有"闺女"和"媳妇"双重身份,并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得以固化,从而对"娘家"和"婆家"产生双重影响。另外,虽然"场面上"女性仍处于从属地位,但"场面下"她们并非沉默无声,往往会选择在不破坏"正式制度"的前提下获取权威。

“被遗忘的传统”:传统的别一种存续形态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并非总是为人们所清晰地感知和把握,相反却常常以隐形的、被遗忘的形态潜伏在生活世界之中,以无意识的、习焉不察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一些地域性的丧礼习俗表明,"被遗忘的传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别一种存续形态。"被遗忘的传统"就寄寓在人们的行动之中,却游离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虽然未曾得到深入关注,但其影响作用却不容忽视。关注"被遗忘的传统",是达成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方面。

韩国儒教丧礼文化的确立及其生死观

在今天的韩国,以祖先祭祀为本质内容的中秋丧祭文化既是对韩国人最重要、在韩国社会中覆盖最广,又是最具韩国人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从新罗开始至整个高丽时期的近千年,韩国人的丧祭文化还是以佛教式为主导。然而,从朝鲜王朝开始,随着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丧祭文化逐渐转向儒教式。这种转向不仅在丧葬形式上,而且在生死观上也都表现出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地两班"以"奉祭祀,接宾客"的生活方式,又为儒教丧礼文化在韩国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代民间礼俗秩序与日常生活--以湖南湘乡丧礼为例

丧礼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关联生死,反映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当代湖南湘乡的丧礼将多元的礼俗传统融合于生活实践,通过不同的仪式行动建构礼俗秩序。丧礼的内核是民众复合的信仰,而作为一种过渡礼仪的表达,又嵌于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传统丧礼有鲜明的历史脉络,呈现生活形态,并基于一些生活恒久性的本质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上被取代。在现代社会中丧礼能以程序化的仪式和集体参与解决现代"个人"因无结构而产生的焦虑,并为群体和社会提供团结一致的核心精神与行为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