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隐喻与文化的联系

本文立足于我国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的隐喻两柄多边理论,对当下红极一时的认知隐喻理论提出质疑,并通过大量例句说明隐喻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隐喻,它们源于特殊的民族神话传统、政治历史、文学作品等文化体系,因而是不可重复的。本文通过对中国吉祥文化的剖析,揭示隐喻使用背后的集体价值取向。

钱钟书比喻思想的符号学解读

钱钟书先生对比喻现象有十分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两柄多边说"等重要观点。从符号学角度来解读钱先生的隐喻思想,能够得到不少新的发现。在宏观层面上,钱先生通过阐述"喻"与"诗"之间的关系,指出比喻性思维,即诗性思维,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钱先生与维科和皮尔士等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维科最先提出了"诗性逻辑"这一概念。皮尔士认为,比喻的逻辑基础是类象推理。钱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类象推理的本质特征是"以不同类为类"。在微观层面上,钱先生提出并重点阐述了比喻的"两柄多边"现象。"两柄多边说"充分体现了喻体的多义性和多样性,同时也揭示了比喻的任意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