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

西晋后期嗣君之争考论

惠帝统治的西晋后期,围绕着嗣君的斗争仍然连绵不断,且由于政局日趋动荡,特别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争夺嗣君常与频繁的军事政变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晋末军事政变连环发生,与宗王之间争夺储位关系甚大。

封建郡县之争与秦始皇嗣君选择

秦始皇以遗诏方式解决继承人问题,是郡县制王朝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出土、传世两类文献所见迥异,令这一悬案莫衷一是。事实上,秦王朝嗣君问题的背后隐伏着封建郡县之争这一重要历史线索。秦王政即位后,着意废置封区,推行纯粹的郡县制。统一之后,朝廷正式确定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的方式安置诸子功臣。此举有悖于秦国百余年来的政治传统,引起高级军功集团的不满,并波及文化领域。朝廷军政文化精英因此在战后国家事业的展开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反郡县事件,造成始皇帝对嗣君选择的犹豫不定。由此考之,扶苏并非始皇帝属意的嗣君人选,胡亥即位具有合法性。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唐代皇位继承的特征及其成因

唐代的皇位继承具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的阶段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同时也折射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意义。所谓的唐代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只是表面现象,稳定才是实质。从整体上而言,嫡长子继承制在唐代是受到重视的。

再论巫蛊之祸——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考察

卫太子巫蛊狱是巫蛊之祸的重要节点,前后发生的巫蛊狱起因、目的与性质各自区别。巫蛊狱前,武帝已对异端近身、"不类己"的卫太子之态度大为转变。公孙贺巫蛊狱标志着巫蛊之祸的开始;是狱汉武帝对卫氏集团予以重击,这很可能使武帝产生利用巫蛊对卫氏进行政治审查的想法;征和二年,太子巫蛊事件、太子发兵事件的发生是武帝始料未及的,也正因此武帝终于下定铲除太子的决心。卫太子狱发生后,武帝于征和二年"感寤",征和三年"大感寤",意味着武帝看清了自己晚年对嗣君问题的犹豫引发朝中各集团的"嗣君之争"。转而将矛头转向觊觎继嗣、扰乱朝纲的集团势力,利用巫蛊铲除障碍,进行政治整肃运动。征和三四年间不仅将李氏集团覆灭,还明确表示刘弗陵"类己",公开表达选定之继承人,并为此做了一系列努力,效果显著,汉昭帝刘弗陵在托孤大臣的拥立下顺利承统。

微历史

1.祁白水:官方正史大多枯燥无味,但也有例外。三国志张裔传中,有他写给好友的一封信:"近者涉道,昼夜接宾,不得宁息,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张君嗣即张裔,是经诸葛亮识拔的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国务院秘书长。他曾自成都北上,向诸葛亮请示工作,信中所诉,就是这期间受人隆重礼遇的应酬实况。贵为国务院秘书长,得有多少人巴结,享受还来不及呢,他却疲倦欲死。可笑吗?不,他清醒得很。

典籍里的“信”与“诚”

立木取信【原文】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即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