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璀璨的嘉祐二年贡举

嘉祐二年贡举的两个月是北宋文星璀璨的两个月。此科的考官多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此科的进士多为神宗、哲宗两朝的文化精英。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皆群集于京城。欧阳修为了纠正诗文革新中的不良倾向,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生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对"太学体"给以致命打击,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黜。这改变了整个宋代文坛的风气,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并对邻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欧阳修权知嘉祐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苏轼嘉祐二年省试名次辨正

关于苏轼嘉祐二年省试的名次,后人有多种说法。通过考察苏轼本人及其他宋人的有关表述、嘉祐二年省试的考试内容和考校程序,可知他所获名次确为第二。今人误解苏轼省试名次的原因,在于对庆历至嘉祐年间贡举制度的变迁状况了解不深,从而在文化语境变迁后对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相关书写产生误读。该墓志铭所书苏轼省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是指“说书举”考试而非墨义,此成绩直接影响到他“殿试中乙科”。这种关联关系,是苏辙在墓志铭中作出相关表述的根本原委,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突显苏轼经学成就的意旨。

北宋进士罗恺事迹考述——兼及嘉祐、熙宁间“另类”官员群体

罗恺为嘉祐二年贡举的进士第三人。从长期未得到重视的罗恺墓志中可大致重构这位平民出身的岭南进士的生平:他早年曾任岭南假版官,锁厅应举得中高科;两度在面临进入政府中心时铩羽而归;他因同僚、同年等关系与当时的名相如韩琦、曾布等有所过从,因同乡关系与一些岭南学者也有往来。他的经历反映了仁宗至神宗朝的假版官、锁厅试、殿试、馆职试、召对等制度的实际执行层面;以罗恺及他的墓志参与者的为政特点及仕宦选择为典型个案,亦似可勾勒出北宋中后期另一类士大夫的形象——他们往往由于失意于朝堂而很少纳入史家视野,但却活跃于州郡,且很可能是北宋后期地方环境的构建与守护者。

千年科举,这一届无可匹敌

50岁那年,文坛大咖欧阳修,受命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正是春寒料峭时,各地士子收拾行囊,满怀希望,进京赶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金榜题名,那是当时千万读书人毕生所愿。这一年,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看似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一年。从当年正月初六,欧阳修权知贡举,到三月初五凑名进士,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

苏辙与岳阳的缘

“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宋嘉祐二年(1057),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绝胜亭,即景赋诗,这是诗的末句。大致意思是,他从未领略过岳阳的景致,应该向南公(范仲淹)详细询问。

包公断案也徇情

苏东坡年轻时有一个好朋友,名叫章停,字子厚。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东坡中了进士,章也中了进士,这样的关系被称为“同年”。宋朝惯例,同年如手足,进入官场后,只要不成政敌,都会互相帮扶,一部分同年还会结成亲家,从此世代交好。

欧阳修玉尺量才

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是古代学子的梦想,榜中英才辈出,藏龙卧虎,便是“龙虎榜”。“龙虎榜”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史上,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是一个典型的“龙虎榜”,这一榜汇集了古文大家与理学奠基人,可谓群星灿烂。嘉祐二年的科举以主张改革文风的欧阳修为主考官北宋嘉祐二年,这是宋仁宗在位的第三十五年,范仲淹、包拯等一众名臣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时代的推动下,又有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即将闪耀于宋朝历史的星空。

苏东坡诗文中的民生主题

民本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之一,惜民、重民、敬民、爱民是中国古代士人的重要价值追求。出身于平民之家的苏东坡,早在青年时期就有着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并在其起伏漂泊的宦海生涯中始终怀有济世志向。一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考。

欧阳修:格局成于气度

在北宋,欧阳修不仅以能诗善文名驰朝野、更以气量恢宏享誉一时。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主考官身份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阅卷时,有一个考生的答卷吸引了他的注意。考生在文章中用到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立春节气跨过腊月、正月。东京(汴京)城仍旧水瘦山寒。蜀地的春天,却可从头年冬天算起的。越过秦岭,出潼关、洛阳,再往北,便是北宋大都开封了。开封的冬天,跃跃欲试。宋仁宗在等待。欧阳修在等待。宋仁宗等待,因为对上下抱团,死水一潭的士大夫集团不满。

股市斋 编个故事中进士

嘉祐二年(1057年),苏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苏轼用“皋陶杀人”的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在文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日‘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两次科举造就政治新星

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年19岁的青年苏轼告别母亲与乡邻,与弟弟苏辙一同跟随父亲苏洵沿蜀道北上,经大散关至关中,一路抵达京师。嘉祐二年(1057)是苏轼第一个命运转折点,在金粉之地汴梁(今河南开封),他参与人生中第一场进士考试。

苏轼常州诗词探析

苏轼与常州的渊源,起初是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那一年,他进京赶考,进士及第。蒋之奇、单锡、胡宗夫提及江南的秀丽风光,苏轼心向往之。当时,他与蒋之奇在琼林宴同坐,彼此相谈甚欢,甚至有卜居阳羡(宜兴)的约定。之后,蒋之奇在神宗朝转殿中侍御史,元丰二年(1079)为江淮荆浙发运副使。苏轼自金陵访求田宅,袁陟当时是真州太守,先以学舍居之,后来蒋之奇为他谋划宜兴置田一事,苏轼遂有卜常之意。

宋初古文發展的制度綫索與士人心態

作爲影響中唐以來科舉考試的重要因素,行卷風氣在宋初的制度改革下走向終結。這一方面打破了行卷與科場之間的制度平衡,使得科舉時文成爲士子作文的標桿,古文運動進入低谷,崇學古文的士子陷入低迷挣扎的心態。另一方面,糊名對行卷風氣的遏制使得士子個人的人品道德不再作爲入仕的標準,這導向了慶曆士大夫的教育改革訴求,太學由此興立,並承擔了行卷曾經的職能。以此爲背景,我們可以從制度史角度解釋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所引發的風波,并在個體心態層面上勾勒出宋初古文發展的細節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