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万年间闽粤士大夫的寨堡防倭防盗倡议——以霍韬、林偕春为例

明代中后期的福建、广东区域,由于深受倭寇和海盗的袭扰,山区的盗贼也时有发生,民间修筑寨堡之风相当兴盛,而其中闽粤两地的士大夫,在推动修筑寨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闽粤两地的民间寨堡,虽然在抗击倭寇及海盗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寨堡所具有的某种割据性特征,也使得明代中后期以来福建、广东一带民间社会在处理各自的日常纠纷时,往往更多地采取以强凌弱的自我解决的方式,这就使得这一带民间械斗风气得以长期延续下来。我们在分析明代中后期福建与广东的民间武装自卫、修筑寨堡、相互结盟等一系列社会行为时,似乎不应该仅仅把寨堡当作明代中后期民间抵御倭寇、海盗的一种临时性措施,而是应当透过寨堡这一应急性的现象,跨越朝代与时间的界限,来分析其长远的社会影响力。

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探论

明朝中后期 ,蒙古鞑靼部征服了瓦剌各部强大起来 ,这对于边防空虚、军备废弛的明朝来说无疑是新的威胁。明朝廷针对鞑靼部的频繁侵扰 ,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诸如增兵实边、围城筑墙的积极防御和剿抚并举的灵活策略。然而 ,明朝在实施这些对蒙政策的过程中 ,历经坎坷。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到隆庆初年的“俺答封贡”,直至万历时期数十年明蒙封贡互市的形成 ,无一不反映出明朝廷从失误、调整、再调整直至顺应时势 。

谫论周静轩

周静轩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关于他的研究,马隅卿、郑振铎、刘业修、柳存仁、马幼垣诸先生偶有涉及,惜均语焉不详。认真研究周静轩的生活时代及其小说创作,对于明文言小说及嘉万时期的历史小说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因而将近日钩辑所得,撰成小文,俾有益于治小说史者,兼就教于同好。

朱载堉和他的《醒世词》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是有明历史上一个星光灿烂的时期。这期间曾先后出现了象李时诊、宋应星、徐光启、朱载堉、徐宏祖等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人物。作为皇族成员的朱载堉,他在天文、历法、数学、音乐、文学、艺术诸方面的成就,不但为中国古代史增色,也为当时乃至后世的一些外国学者所注目。昔日,学界对朱载堉的研究大抵侧重天文、历法、音乐,而对《醒世词》这一光辉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论及。本文试图就此作发表些许意见,希望能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注意,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上党“荫城古镇”建置沿革研究——以地方志与碑刻资料为中心

"荫城古镇",是山西上党地区四季宜居的一个小镇,也是当地著名的古老聚落之一。以地方志与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荫城古镇"的建置沿革进行梳理可以清晰地展现出"荫城"由村变镇转变的时间大致发生在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时期,并且这一过程受到了"青羊山起义"、"大礼议"等政治事件的影响。清代顺治以后,荫城古镇的建置基本确定了下来,加之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这里成为华北重要的铁货集散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金瓶梅》研究奇人苟洞

△在中国,只要读过几天书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金瓶梅》的。但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诞生在何处?创作于何年代?诸多疑问,专家学者们见仁见智,争论不休。<金瓶梅>研究奇人苟洞》———歙县一个只读过6年书的乡野草民,经过30年的潜心研究,抛出了一个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试论方弘静诗歌创作

方弘静诗歌创作对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徽州文学及文学社团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按时间顺序,其诗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庠中稿",仅存89首,内容主要为:抒发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表达功名未就、壮志难酬的苦闷与愁思;登临山水,表达诗人旷达淡泊的情怀。宦旅时期的"旅中稿",主要内容为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羁旅愁绪、思乡怀友之情。晚年时期的"山中稿",是其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诗歌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诗风平淡自然。

明代嘉万之际吴中文章观冲突之考论——以皇甫汸与王世贞、刘凤的对立为中心

明代嘉万之际,吴中文学传统与复古主义思潮产生激烈的本土对抗。其中,前者是由皇甫汸代表的当地主流,后者则为王世贞、刘凤等少数复古人士所倡导。双方的文章观有三大不同:第一,对以六朝文为标志的吴中文统尊贬不一;第二,对骈散、"文""质"的地位高下各执己见;第三,在骈文的创作手法及风格上旨趣互异。两派文章观的冲突以嘉靖时期的几次文风更替为背景,基于吴中两代作家文学经验上的代沟而产生。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概述

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景德镇御窑瓷器产量空前大增,产品造型更加多样,装饰愈加繁缛,色彩愈显华丽,大件器物明显增多,胎体趋于厚重,工艺略显粗糙。民窑瓷器产量和质量比以往有很大提高,"官搭民烧"制度普遍实行。及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和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崇古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仿造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御窑瓷器的作品出现很多,更有甚者,利用原胎加彩,给鉴定带来麻烦。本文拟从器物的造型、纹饰、胎釉彩、制作工艺和款识等方面加以分析,从而更好地鉴真辨伪。

明代嘉万时期徽州家谱编修变化刍议

随着明代基层宗族组织的发展,家谱编修也随之兴盛。在明代家谱中又以徽州家谱素称发达,尤以嘉万时期为最。这一时期徽州家谱在家谱编修数量、质量方面都较之前有较明显提升,特别是家谱体例创新、形式多样更成为显著的新动向。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家谱编修的理念从传统谱牒学向家史进一步转变,不断地扩大了家谱的内容和形式;徽州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对家谱编修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社会风俗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家谱的发展;当时流行的文学复古运动也助推了徽州家谱在体例上的新变化。该时期徽州家谱编修的新变化不仅直观反映了徽州社会的变迁,保留下了丰富的基层社会史料;也反映了家史发展的新动向,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家史编修理论。

芸阁与研山:嘉万时期上海顾从德家族艺术鉴藏活动研究

上海顾氏家族是嘉万时期江南地区重要的鉴藏家群体,顾从德之芸阁是顾氏家族文化事业的缩影,顾从义之研山斋生活则最能体现顾氏昆仲的艺术趣味。顾氏昆仲与长洲文徵明家族保持着长期的艺术互动,在书画鉴藏、碑帖刊刻领域,顾氏昆仲与文彭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顾氏所藏书画、古籍、古玺印数量颇夥,在古籍鉴藏方面,顾氏收书多重视宋版,藏品所有权为顾氏家族成员所共有;在书画碑帖收藏方面,顾氏藏品的来源途径多样化,藏品的所有权分属顾氏昆仲之个人。顾氏书画散佚的大致时间在隆庆万历之交,顾从德、顾从义二人与项元汴有数次交易记录,藏品多流入项氏天籁阁、王氏弇山园。顾氏所藏古玺印有一部分来源于丹阳孙氏,万历中期,顾氏所藏古玺印开始散佚,并呈现出分批次、多方向散佚的特点。顾氏家族的书画、古籍、古玺印鉴藏,以及古籍、印谱出版,为进一步塑造顾氏世家大族的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文海》:集一代文學淵藪

本文從明代三百餘年文學演變角度,論述《明文海》選文標準、文獻價值及黃宗羲的文學主張。指出明代文學分三個階段,初期以浙東文人爲代表,以“傳道”爲宗旨,不受制藝束縛,無所顧忌,肆意爲文,但是最後都無善終。中期指嘉靖前後,明文爲之一變。從選文看,深受陽明心學影響,傳道與爲文緊密相合。時文制藝創作達到高峰,以吴中、江右文人爲最盛。萬曆末至崇禎明亡,文人在異代交替中面臨決擇,《明文海》較多地遴選直接或曲折表現復明抗清、民族主義傾向的文章。黄宗羲菲薄前、後七子,選文較少,甚至一篇不選,表達對明代復古傾向及形式主義傾向的不滿。118條評語,體現其文學觀念,在乎經世致用,重内容而輕形式。

乾隆帝弘历古玉辨伪的一次经历

伪造古玉之事起于何时?其说不一,有“唐宋说”、“宋宣和说”及“晚明吴中说”等等。经查,前两种说法均出自晚清考据家和收藏家之口,其说因缺乏论据,可靠程度尚难以估量,故可暂且搁置,留待今后研究。而晚明吴中说记述具体详实,字无虚妄且已找到实证,当为可信之说。由此可知,我国的伪古玉至迟于明代嘉万时期已开始生产,其产地以苏州为主。此说出于明人高濂所著《遵生八笺·燕闲清赏》,在此建议藏家们研读该文,以便了解明人作伪的概况。 清人所著的古玉辨伪专著因受条件限制均无图版,只可从文义上理解,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共识。然,乾隆帝弘历留下了一篇《玉杯记》,是他追记赏鉴古玉时由信到疑的经过,并记录了玉工姚宗仁口述其父祖的染玉法。如果熟读了这篇御制文,便可了解清初苏州玉作以琥珀渍染玉器的方法。

方弘静年谱

嘉万时期,徽州地区诗社林立,诗人辈出,其中以士大夫、地域性诗社领袖为一体的微州诗人方弘静最具代表性。故编其年谱,对于我们研究嘉万时期徽州诗歌的发展状况以及把握明中晚期文学的发展主潮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明、清五彩瓷的鉴定

瓷器中所提到的五彩,是瓷器彩绘中的术语。所谓五彩,并非五种颜色,而是多种颜色的意思,但是它必须有红彩存在才能称之。其烧造过程就是在已经烧成的瓷器上,用黄、红、绿、蓝、紫等多种彩料,按图案花纹饰于釉上,再在炉火中经二次焙烧而成,属于釉上彩。但严格来说五彩和斗彩都应该是釉上彩和釉下彩的结合物,因为这两种彩都有釉下青花彩的存在。但是五彩又区别于斗彩,斗彩是用釉下青花先勾绘出图案的轮廓线,经过1300℃高温烘烧,然后在轮廓线内填上各种颜色,再入炉烧成,所以斗彩也称填彩、点彩。而五彩的不同之处在于图案轮廓勾绘不是用青花色,而是用紫色或红色,釉下青花作为单独的色彩使用。所以说五彩是釉上和釉下彩的结合物更为确切。

首个投壶专拍将现身香港邦瀚斯春拍

从宋代跨越至清代的35件铜投壶、明代嘉万时期的绳丝百子图挂帐、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八方烛台、奉文堂珍藏中国早期漆器……这些难得一见的古董珍玩将现身于由香港邦瀚斯带来的春季拍卖盛宴!据了解,香港邦瀚斯本季春拍将捧出多个专场,如现当代艺术、葡萄酒及威士忌、中国艺术品等,并从5月20日开始.陆续推出各大专场的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