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

包世臣对鸦片之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就论述过鸦片引起的社会问题。就他对鸦片问题的认识来看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最早认识到鸦片泛滥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流是引起银贵钱贱、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二是他虽然主张通过“撤关罢税”严禁鸦片,但他并不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往来。他也是鸦片战争前当朝野上下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时极少数留心夷务、关注夷情的思想家。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承认“英夷”有“战舰”和“火器”的“长技”,并先于魏源提出了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还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英军侵略,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既不是船炮,也不是军民,而是那些愚昧无知、自毁长城的清朝统治者应对战争的失败负责。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出现了全面危机。以欺蒙、庇护、拖沓、推诿和旷职为主要内容的官场病态,形成对皇权的消极对抗;官场唯利是图,道德衰微;司法腐败;官场人才衰落,奴才庸才当道。清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礼教共同结下的恶果。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可以坚定中国必须走理性的民主法治之路的信念。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

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开始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公地悲剧:嘉道之际治水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影响

嘉道之际是清代治水史上的重要节点,治水思想停滞倒退,河工贪腐成风,导致水患频仍,漕运难行,为稍后时期的黄河改道、漕运废止种下恶果。用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去探究其缘由,我们发现本时期的黄淮运在经济上没有严格的产权制度,在政治上以人治为主没有规则,在法治上没有必要的强制措施。治水活动逐渐演变为皇帝孤家寡人的国家任务,沿河民众、治河官员和运丁水手等迅速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为个人利益而裹挟和绑架了黄淮运的治理,使之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随着稍后到来的铜瓦厢大决口而迅速崩溃。

清代嘉道之际学风士风的转换与文学主潮

嘉道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权统治已由巅峰状态走入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贻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却处处可见。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威信下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货币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集势待发。

嘉道时期滇铜供应问题探析——兼论嘉道时期云南铜矿之衰落

笔者依据现存的嘉庆、道光时期的档案材料分析了这一时期滇铜供应问题,即供应不足和成色低潮,而后者较前者问题更为严重。清廷采取了诸多调剂措施,使得供应数量基本得到了保证,但对于成色低潮问题,始终未能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嘉庆、道光年间云南铜矿呈渐衰之势,自然因素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但其背后官发铜本与产铜成本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及铜务弊端亦不可忽略。

试论清朝嘉道时期的钱粮亏空

地丁钱粮是清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钱粮亏空是反映吏治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统治能力的重要体现。清代极为重视钱粮亏空的清查。钱粮一项,税率有定额,征收有程序,起解有限期,存留有定数,奏销有考成,仓库不督察,侵蚀有处罚。钱粮亏空有着特定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额定赋税不能按时按量征收上交,造成拖欠;一是已征入库钱粮被官吏挪用、侵盗,形成亏短。

嘉道年间河费使用问题探析

论述了嘉道时期河费激增的概况及其使用效率问题,认为河费除了治河所必需的部分以外,在清代形成了一个仰食河费的庞大社会阶层,影响了河费的正常使用。

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

清朝嘉道之际,随着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学领域内今文经学的兴起相呼应,在史学领域内出现了另一门“显学”——西北舆地学。这股西北边疆舆地研究之风不仅在当时就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就这股学风的起因、发展、特点及其在鸦片战争前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

阮元与嘉道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阮元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名臣、著名学者,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1817年)至道光六年夏(1826年)任两广总督。其间又多次兼任广东巡抚、学政以及粤海关监督等职,对清代嘉道年间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加强海防、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海堂的创立。学海堂继承两汉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上均有许多创建,它不仅是一所"专勉实学"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发表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出版机构,对岭南地区的教育、学术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嘉道时期洋铜价格与银贵钱贱关系的考察

通过对19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洋铜价格的变化及洋铜在当时铸钱用铜 中所占比重大小的分析，认为嘉道时期不同身份的商人采办洋铜的价格虽然有升有降，但 总体是下降的，下降幅度并不大。同一时期洋铜自乾隆初期以降输入中国的数量 逐渐减少，到嘉道时期已占不到全国鼓铸用铜的十分之一。因此，洋铜价格的下降没有给铜 钱质量带来多大影响，洋铜价格的下降与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 。

清嘉道间湖湘经世学考论

本文主要探讨清嘉道间湖湘经世学的主要人物构成与学术思想异同,认为大致可分为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程朱理学两个流派。前者以严如熤为先驱,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中坚,他们或出任疆臣,或就职幕府,具有实际的行政经验,讲求时务,注重实效;后者以唐鉴为先导,有曾国藩、罗泽南两个中心人物,在京师、湖南两地互通声气,本程朱理学淑身济世之旨,讲求经世济民。两派之间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别,但就其学术底蕴而言,则同为程朱理学。

嘉道文人结社考录

作为晚清文坛的开端,嘉道时期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成为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道光时期文社数量是嘉庆时期的两倍多,反映了随着时代风云的突变而文学群体运动的加快。嘉道文人结社主要分布在江浙、京师、广东、福建,为晚清文坛的地域板块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晚清文坛整体地域格局的形成与嘉道时期文人结社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

清代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中坚——岭西五大家

“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这是嘉道时期桐城派领袖梅曾亮对当时桐城派状况的感慨,同时也是对五位文宗桐城的广西古文家的肯定。这五位广西桐城派古文家就是有“岭西五大家”之称的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和王拯等。“岭西五大家”以其对桐城派理论的笃诚和活跃的创作热情,迅速崛起,成为当中的佼佼者。这不仅丰富了广西的文学创作,推动了广西的文化发展,同时,广西桐城派古文家也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延续桐城派注入了新生的力量。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灾荒与社会紧密联系,灾荒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而社会对灾荒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嘉道时期灾情严重:一是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二是东南各省灾害发生频次增加,三是特大灾害频发。为此,政府实行荒政,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可见这个时期救灾特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关联,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

嘉道时期桐城派的传衍特征

嘉道时期桐城派盛极一时,表现出许多新的传衍特征:一是传衍态势由单线承传到多线辐射;二是传衍范围由固守一隅到遍布南北;三是传衍方式由私人授徒到以书院讲学为主,家学传授、私人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游幕等方式为辅;四是传衍内容由只言片语到完备选本。诸种变化的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桐城派发展的必然,无不蕴涵着深层的文化动因,这亦是其兴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