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都玉京”与“幻灭之城”:龚自珍的京师梦寻

龚自珍6岁之时随母进京,出仕之后又一直担任京官,北京是其想象中的“仙都玉京”,亦是历经坎坷之后的“幻灭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人格建构与文学书写中。从进京寻梦之初“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的意气风发,到中途“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的失意、失语,再到挥别京师之时“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的幻灭感,正是龚自珍京师梦寻的复杂心路。

清代嘉道之际学风士风的转换与文学主潮

嘉道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权统治已由巅峰状态走入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贻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却处处可见。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威信下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货币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集势待发。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公地悲剧:嘉道之际治水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影响

嘉道之际是清代治水史上的重要节点,治水思想停滞倒退,河工贪腐成风,导致水患频仍,漕运难行,为稍后时期的黄河改道、漕运废止种下恶果。用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去探究其缘由,我们发现本时期的黄淮运在经济上没有严格的产权制度,在政治上以人治为主没有规则,在法治上没有必要的强制措施。治水活动逐渐演变为皇帝孤家寡人的国家任务,沿河民众、治河官员和运丁水手等迅速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为个人利益而裹挟和绑架了黄淮运的治理,使之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随着稍后到来的铜瓦厢大决口而迅速崩溃。

磨砖作镜:六舟的金石禅

晋唐以降,禅宗在艺术领域的建树愈见显著。北宋时期,临济宗禅师惠洪曾以“文字禅”名其集;至明代,董其昌援禅家分宗、顿渐之旨倡“画禅”之说;而在清代嘉道之际,杭州南屏僧六舟的访碑行脚与艺术创制,则可谓“金石禅”。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嘉道之际山西史地学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山西籍的一些学者成为这个时期史地研究的主力军,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传承作用,由此而奠定了其学术地位。本文从清代学术演变,几位山西学者之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几方面做了论述。

论嘉道之际士人人格的转变

清代乾嘉时期,士人人格走向孱弱低靡,当时的人已对此有所指摘,稍后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至嘉道之际,随着政局险象环生,士人人格开始发生转化,逐渐从委顿中挺立起来。

承前启后的文化诗学探索——评清诗研究新著《清代嘉道之际诗歌研究》

我国古代典籍《乐记》有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一个时代的文学风神总是与社会发展的兴废盛衰息息相关。近读泰山学院于慧副教授的新著《清代嘉道之际诗歌研究》,对此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该书是于慧副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数年深化研究、反复修改,于2019年12月交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激越与困顿——试析嘉道之际士绅群体的补天情结

嘉道之际,清已由盛转衰,经学的腐朽,宋学的空疏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为了改革弊政,端正世风,有志济世的士绅群体,打起经世致用的旗帜,兴起今文经学思潮,促进了当时士林风尚的转变。但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士绅群体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出挽救封建未世危局的良药,因而其改革、经世的思想主张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们对腐朽世风和学风的批判及其进步的启蒙精神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不无重要影响。

弥合历史长卷的文化诗学尝试——评清诗研究新著《嘉道之际诗歌研究》

一《礼记·乐记》有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一个时代的文学风神总是与社会发展的兴废盛衰息息相关。近读泰山学院于慧博士新著《清代嘉道之际诗歌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此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提及跨时50余年的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关口,内忧外患迭至,统治危机日显。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试论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生当清代嘉道之际的龚自珍是一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家。他认识到个体无法脱离群体,所谓“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龚自珍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485页)。这种忧国忧民的意识支配着龚氏一生,他的著述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全集》第648页),其批评范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同上),因而被时人视作“怪魁”、“狂士”,并屡遭权贵及其豢养的“貌儒”排挤、迫害,但他却宣称,“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狭言不畏”(《全集》第80页)。

论嘉道经世学派的兴起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转折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经世学派的崛起和今文经学的复兴。湖湘理学经世派反对为考证而考证的乾嘉学风,主张以理学进行道德教化,同时讲求治世才能,以免理学空疏之讥。今文经学重新解释儒家圣道,为变法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两种学术思潮的路向不同,但都主张学术要关心现实、经世致用,都是基于乾嘉学术的困境和社会现实的危机而形成的,并对晚清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

论清嘉道年间的西北舆地学

清朝嘉道之际,随着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学领域内今文经学的兴起相呼应,在史学领域内出现了另一门“显学”——西北舆地学。这股西北边疆舆地研究之风不仅在当时就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和高度重视,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就这股学风的起因、发展、特点及其在鸦片战争前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

姚莹——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家

入清以来,桐城派作家咸以文章气节,彪炳史册;至若巩固边陲,保卫国家,敢于反侵略,堪称爱国思想家者,当首推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自号“幸翁”,桐城人,桐城派中期作家。1808年中进士,历任平和、龙溪、台湾、武进等县县令,1838年,擢任台湾兵备道。后因抗英被逮,贬官入川,再罚进藏,1848年引疾归里,1850年再起用为广西按察使,旋病死军中。 姚莹“平居慕贾谊、王文成为人,故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怀有“任天下之志”,渴望振兴祖国,但面对清迁腐败,国事蜩螗,却深以国家前途为忧。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

清代财政中的摊捐——以嘉道之际为中心

清代的摊捐,是指地方政府以强制摊扣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养廉银的方式,筹措无法"作正支销"的公务经费。嘉道之际,州县的摊捐负担已经普遍超过养廉银,繁重的摊款直接导致了州县养廉银制度的名存实亡。摊捐的出现,既因财政结构无法应对社会经济变动,也源于财政管理中的摊派机制。嘉道以降,摊捐被普遍"滥用",不仅欠解摊款成为常态,州县也多以亏空、浮收来转嫁财政压力。摊捐因此成为清代财政中的弊政。

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与嘉道之际馆阁赋风

林联桂辑于道光二年的《见星庐赋话》是一部评论嘉庆后期馆阁赋的著作,体现出"去唐律而尚时趋"的理论趋向。赋话关注此时馆阁赋在诠题、起手、押韵、对偶等方面因难见巧的艺术追求,并从中发现馆阁律赋与性理、时文、古赋的渗透与汇通。《见星庐赋话》是在嘉道之际馆阁赋风的影响下出现的,对此考察,可以揭示清代律赋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