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戏非清谈源流辨

魏晋清谈的源流与东汉末年学术风气的转变、人物品题由具象至抽象的变化等因素有关。清谈是雅谈、美论、正论,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三玄”(《易》《老子》《庄子》)的谈论,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清谈又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经过修饰的“雅调”,娓娓动听。在有关魏晋清谈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嘲戏是清谈的源流。其实,嘲戏归嘲戏,清谈归清谈,二者谈论的内容与语言风格都有很大差异。嘲戏非清谈源流。认为嘲戏是清谈之源,是误解了清谈的性质,会弱化清谈的学术价值。

新见《嘲戏绮谈曲子词》46首考论

中华书局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后至元本《事林广记》中有佚词40余首。本文介绍了这组佚词的大致情况,考证了这些词作的年代,探讨了这组词在文化及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可能价值。

智慧与幽默:从《世说新语》看晋人的嘲戏风尚

在晋人的清言俊辩中,有一种幽默滑稽的言语游戏,那就是嘲戏。嘲戏一般与学术研讨无关,但又经常发生在清谈的场合,实际上构成了清谈的一种"润滑剂"。《世说新语·排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时代风尚。晋人的嘲戏是无拘无束的。其中蕴藏着自由的精神,旷达的气度,言语的机锋,思想的智慧,也包含着悖理的谬说与可笑的荒唐。

论金笠诗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的汉诗渊源

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是金笠诗歌的整体性风格,而女性题材则是其诗的重要内容。要深入理解金诗整体上的嘲戏风格和其女性题材的世俗情调,对汉诗传统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原因。金诗对从先秦到唐宋的汉诗传统都有所汲取,其中李白、苏轼和柳永的影响尤巨。狂傲不羁的李白诗、怒邻骂座的苏轼诗和风流从俗的柳永词构成其诗歌嘲戏风格和女性题材之世俗情调的重要渊源。

论孔融的“嘲戏”

孔融作为建安七子之首,其为人和为文的特点当时就很受曹操曹丕等人关注,其后以至当代也备受著名学者论家褒贬,而莫衷一是,不乏误解。本文认为,孔融为文擅长通脱华靡,是汉末清流名士领袖、时代文风代表,其"特别"处尤在其敢于、善于"嘲戏"。这在艺术上张大了建安文风之力,并独具有特色品位的幽默之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专喜和曹操捣乱",坚决的反对一切与汉政府离心的人或势力,是维护皇权、匡扶正义以致坚决反曹的必然表现。二是由于他与流行士风相适应的才子气极重的清流名士型个性。

三国时期的嘲戏之风、诙谐文章与其政治原因

三国时期,社会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人们在应付、处理问题和进行政治斗争时,时常需要通过嘲戏来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政治因素是促使当时社会上嘲戏之风昌盛的一项重要原因,而嘲戏之风又波及到一些文章当中,使其呈现出诙谐的风貌。

浅谈魏晋世族妇女的嘲戏

自古而来,女子被认为是男子的附庸,但魏晋时期,礼教对人的束缚渐有松动的迹象,世风影响士风,世族大夫、风流名士渐多相互嘲戏的事迹。士风也影响了闺阁,世族妇女在日常生活也有了嘲谑戏笑的言辞、诙谐机智的应答,这是女子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前奏,也是女子地位有所提高的有力证据。

“尽是人间第一流”——《本事诗》的人物风雅与中国古典文评景观

孟启诗话视域下的人物风雅书写,可以归结为三点:一、人物“嘲戏”般的“幽默”建立在对人性底色的深切认知上,如颜延之的“嘲戏”,更能彰显不卑不亢的文人风雅;二、众美至情至性的背后,不得不面对命运被权力操控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才显得抗争更为可贵;三、孟启诗话品评的“平等”视域,更有助于呈现人物的风韵风雅。诗人、美人勇毅果敢的性情以及诗话品评者的“平等”视域,才是“本事批评”的特色,更是中国古典文评的景观。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南朝俳谐文学的日益繁荣及其"文多指刺"和游戏化特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在当时思想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人性得到了全面解放,士人的放诞人格形成,尤其是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士人"嘲戏"、"隶事"等文化风习和适性、尚俗等文化心理所产生的驱动力,共同推动了俳谐文学的发展。

三国排调例说

排调,是古代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种相互调侃取乐的风尚。排调活动源于先秦和西汉,风行于东汉末年和三国,至两晋和南北朝则达到鼎盛。三国时期,皇帝、大臣都积极参与排调活动,排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娱乐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表演程式和艺术技巧。排调活动是两汉俳优表演、经学辩论和豪族意识等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后来相声、小品、谜语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的渊源。

歇后语的产生和发展初探

五十年代初,我国文学界和语言学界曾就歇后语是文学语言还是语言游戏的问题展开过一次争论。作为争论一方的茅盾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歇后语”》的文章申述自己的观点。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提出:“我很希望有人对歇后语的发生和衍变,作一番历史的研究——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论魏晋南北朝俗赋

何谓“俗赋”?目前尚无定论。《辞海》、《辞源》皆无此条释义。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马积高《赋史》在讲《唐代的俗赋》时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显然他这里讲的是敦煌俗赋。那么除去前边的定语,可见他认为俗赋就是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因此,他认为王褒《僮约》、曹植《鹞雀赋》、左思《自发赋》皆为俗赋。综合郑、马二说,笔者认为,所谓俗赋。

孔融的思想、性格和文风

明方孝孺云:“昔称文章与政相通,举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实与其人类。”文与其人类,亦即“文如其人”或“风格即人”。建安作家大抵说来都具有较为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体现于作品中隐显强弱则不无差别。孔融是其中“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相当突出的一位,其思想、性格和文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读其文即可知其人。对于其“自相副称”的主要方面,历来人所共称,但由于其思想、性格和文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还有一些虽较次要却同样不可忽视的方面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为了深入认识孔融的“全人”和“全文”,本文特举其要者一一予以胪列剖析。

《典论·论文》写作时间考辨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作品。《典论·论文》写于何时,史书缺乏明确记载,因此引起了后世研究者探讨的兴趣。朱东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提出了“曹氏兄弟论文,皆发于东汉之末,无关黄初”的看法。《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八○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分别刊载了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和《对〈异议〉的异议》两篇文章,又提出了《典论·

建安谐隐文学初探

汉末因儒学衰微而引起的思想大解放,直接影响到文化领域内的一系列新变化,文学由此进入“自觉”的时代.建安谐隐文学的空前发展,鲜明地体现出文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百花似锦的建安文坛增添了异样的芳香。建安谐隐文学的品种有俗赋、笑语、隐语、谜语,包括“杂以嘲戏”的散文.这些作品,或笔调诙谐,或语意隐约,有较浓郁的娱情色彩.本文拟对建安谐隐文学产生的时代原因、它的新特色及评价诸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父亲的期望与旷达——谈陶诗《命子》、《责子》兼及《与子俨等疏》

陶集中言及儿子的有三篇:《命子》诗、《责子》诗和《与子俨等疏》。这三篇作品,恰好反映了陶渊明作为人父的三个阶段—青年、中年、老年时期——的思想感情。《命子》诗作于渊明青年时期。《命子》,指给长子俨命名。近人傅东华《陶渊明年谱》据《归去来兮辞》序"幼稚盈室"一语,以为渊明二十九岁初仕时不止一子,生长子俨时二十六岁。

写实和写意的统一——我对《自嘲》的理解

一、关于题目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题目本身并不难理解,而且即使对题意了解不深、不确,似乎也并不怎样影响对诗本身的理解。但不知怎么一来,这竟成了问题,而且看法之多,也确实到了不一而足的地步;姑举其荦荦大者,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题作《自嘲》,只不过是一种曲笔,实际上,鲁迅先生是无需乎自嘲的; (二)名为自嘲,实则是对敌人的嘲讽; (三)自嘲,就是自我戏嘲。戏嘲自己,也即戏嘲敌人对自己的迫害; (四)自嘲,含有自嘲与嘲敌两方面的意思,以自我戏嘲为主。

孔北海诗文初析

孔融与曹操同时人,字文举,曾经做过北海相,世人习惯称他孔北海,是建安七子之一。据《后汉书·孔融本传》说魏文帝曹丕曾“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著诗颂碑文议论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后来《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

汉大赋与敦煌唐人赋表现艺术翦论

汉大赋与敦煌唐人赋作为赋体文学的组成部分,在艺术表现方面存在诸多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二者同具铺排描绘的特点,但汉大赋偏写意,敦煌唐人赋则重写实;其次,汉大赋与敦煌唐人赋皆有悦人的娱乐作用,但前者呈现雅俗并存的诙谐性,后者则具有谐谑嘲戏性;最后,二者都有美刺的相同目的,但前者表现为"劝百讽一"式的讽谕,后者则含寓庄于谐的讽刺。文章探析二者于相同艺术表现下展现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对进一步认识赋体文学具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