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球器官捐献概况

器官移植手术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医疗手段,每年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患者生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器官保存和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供器官数量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全球各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1]。

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强化政策供给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是救治生命、弘扬博爱与奉献,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医学事业,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体现我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器官移植从技术层面监管上升到国务院法规层面进行监管。国务院2007年3月31日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1],于2023年10月20日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2023年12月4日发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于2024年5月1日正式施行[2]。

儿童腹部实体器官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腹部实体器官移植被认为是解决儿童腹部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治疗方式^([1-2])。目前,儿童腹部实体器官移植在各个领域的数量都有着显著提高,其原因包括手术和器官保存技术的进步,免疫抑制方案的改进,以及供体器官分配制度的完善^([2-4]),并且儿童腹部实体器官移植的成功表现在移植物和患者生存率上,据不同移植中心报道.

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合并主动脉夹层的供体器官获取1例

器官移植被认为是终末期器官衰竭或肿瘤患者最佳且成本效益最高的临床解决方案[1]。供体器官不足是当前世界器官移植领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虽然目前针对供体的评估已有相对完善的标准,但临床上仍存在着现有指南无法给出明确指导意见的边缘性供者。在此,我们报告1例成功完成器官捐献的特殊供体。该供体是1例因突发性脑出血致脑死亡的患者,并患有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

整合设计策略下的工程化类器官与类器官芯片技术

类器官和类器官芯片技术是一种由干细胞或特定类型的细胞在体外培养而成的模拟真实器官功能和微环境的三维组织结构,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研究生物过程、疾病机制,为体外疾病模型的建立、药物筛选和个性化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当前类器官模型的构建还存在无法全面、准确模拟体内生物过程的诸多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本文将讨论利用基于工程化原理的整合设计策略,指导类器官与类器官芯片技术的进一步优化,并通过将器官发育和疾病发展中的生物要素与跨学科工程方法建立合理的系统性联系,实现类器官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高度模拟体内器官自组织过程、结构与形态构建、生物功能获取的目标。进一步,利用整合高维数据集的数字孪生类器官系统,实现对类器官与类器官芯片的大数据管理、分析、追踪,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进行疾病分析、指导预测、提出提前干预方案,推动精准医疗向“治未病”时代的进步。

激励制度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中的伦理分析

器官移植在重建健康、挽救生命的卓越成效表明了其重大价值所在,其中器官捐献是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取得了重大进展,器官捐献率也逐年上升。尽管如此,我国依然面临捐献器官数量不足的严峻事实,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医学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政策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际经验,实施一定的激励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捐献率,但是激励制度本身隐藏的伦理特性似乎与器官捐献事业中的利他精神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因此,本文从激励的性质、器官捐献与激励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的伦理论证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器官芯片——更具前景的体外模型

传统的体外模型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人体试验相比,在评估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器官芯片技术在生理环境和功能芯片上模拟人体器官,具有高保真的生理或病理生理功能,为药物开发提供了巨大的创新前景。本文主要从体内各系统角度介绍器官芯片的研究进展和应用,同时提出目前器官芯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器官移植的课程思政教育在护理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 探讨基于器官移植案例的课程思政教育在临床护理实习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21年8月—2022年5月在重庆医科大学肝胆外科参加实习的护理本科生20名,其中女生18名,男生2名。随机分为器官移植教学组10名和传统教学组10名,2组均采用一对一带教的方式进行临床带教,器官移植教学组管理器官移植受体患者,教学过程中深挖器官移植思政元素,从临床、家庭、人文、社会等多方面进行学习和体会。常规教学组管理病房普通患者。比较2组的教学质量(理论考核、技能操作考核)、综合素质评价、三方满意度评价等指标。结果 器官移植教学组教学质量均优于常规教学组[(90.90±3.48)vs.(86.70±4.08);(92.89±2.12)vs.(89.59±2.80)]。器官移植教学组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三方满意度评价也明显优于常规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基于器官移植案例的课程思政教育,可以全面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肝脏类器官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

全球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MASH)疾病负担愈来愈严重,对疾病潜在机制的理解不完全以及不同患者人群疾病病理生理学存在的显著差异,导致目前针对MASLD的治疗方法有限。3D类器官培养技术的进展,能够构建肝脏类器官模型,形成与人体肝脏生理病理环境更为相似的研究环境,进一步结合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对深入探索人类代谢网络、研究MASLD发生机制,进而推进精准肝病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类器官及其芯片--生物医药研究的新模型

体外培养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组织、器官作为生物、医药研究的模型,经历了100余年的探索及进步,历久弥新。经过最初40年的外植物三维(explant,3D)培养阶段,到中间50~60年的细胞系(2D)建立,迎来了当下的2个阶段的结合——类器官培养(获取游离单细胞后再进行3D培养)时代。类器官模型第一个热潮在20世纪70年代,目前又迎来了空前高涨的第二个热潮。类器官是由具有增殖能力的细胞在特定的3D体外微环境中自组织发育而来,能够高度模拟体内细胞行为、组织结构和器官功能,与其他体外模型相比具有更高的异质性和更好的可编辑性。2013年类器官技术被《Science》杂志评为世界年度十大技术之一。2021年,类器官被列为我国“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肿瘤类器官诊治平台的质量控制标准中国专家共识”的提出也使类器官技术的应用更为规范。特别是类器官培养技术与微流控结合、芯片技术结合而发展的类器官芯片更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设想:一块芯片上模拟一个人全身的各器官(person-on-chip)或者是一群人的某一个类器官(population-on-chip)构建的类器官芯片,在个性化研究或者是群体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值得期待。

OPO学科化创新促进我国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尽管我国器官移植数量已居全球第二,但2021年每百万人捐献人数仅为3.63人,在全球处于较为靠后的位置,捐献器官数量与等待移植人数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OPO)未来工作的一大重心即是通过工作体系改革实现OPO学科化的建设,并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器官捐献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推动器官移植学科体系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由“移植大国”向“移植强国”的转型。

人体捐献器官分配教学工作坊在医学生教育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人体捐献器官分配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人体捐献器官分配教学工作坊在医学院校教育的应用。并将人体捐献器官分配纳入医学生的高等教育教学中,以增强其相关知识和技能,有效激起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使得学生积极参与公益、社会等活动,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发展方向,促进器官捐献的发展。

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捐献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其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17—2021年57例符合器官捐献条件的儿童亲属资料,根据最终是否同意器官捐献分为同意组(n=14)和不同意组(n=43),调查患儿亲属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14例器官捐献的患儿中,脑外伤、胶质瘤、脑膜炎是主要病因,分别为5例(35.71%)、4例(28.57%)、3例(21.43%),有3例患儿家属初次沟通即同意器官捐献,6例患儿家属进行两次沟通,5例患儿家属沟通次数超过2次。14例器官捐献患儿共捐献肝脏11个、肾脏10对、心脏3个、眼角膜11对、1具大体。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发现宗教信仰(OR=2.916,95%CI=2.546~9.646)、独生子女(OR=2.246,95%CI=1.536~6.347)、不了解器官捐献(OR=2.578,95%CI=1.864~5.346)、不愿意放弃救治(OR=3.635,95%CI=2.835~11.536)是患儿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决策往往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日常公益宣传中应加强宣教,提高民众对器官捐献认知和了解水平,有利于提高儿童器官捐献成功率。

扩大器官来源的有效途径:ABO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

器官资源短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许多器官功能衰竭者,可能因为等不到匹配的器官而在等待过程中死亡[1]。ABO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ABOincompatible organ transplantation,ABOi-OT)作为一种扩大器官来源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等待者名单。

转移性结直肠癌类器官的应用与展望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当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50%以上的患者最终会出现肿瘤转移,且转移性结直肠癌(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mCRC)患者对大部分药物敏感性不高,导致患者预后较差。虽然利用细胞系和患者源性异种移植模型进行mCRC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两者仍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患者来源肿瘤类器官作为患者衍生的三维培养物,具有模拟肿瘤体内特征、保留肿瘤细胞异质性、培养周期短及易于保存等优势,在mCRC的基础研究、药物作用机制的阐释、新药开发和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均展示出了极大的应用价值。本文概述了近年类器官技术在mCRC领域中的研究和挑战,旨在阐明类器官在mCRC中的研究价值,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

天然沙冬青器官生态化学计量特征对异质生境的响应

以我国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且是西北荒漠地区唯一常绿阔叶灌木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为研究对象,分析异质性荒漠生境(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石质沙地、洪积砾石坡地和盐碱滩地)对沙冬青叶、茎、根、花和种子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的影响,了解其生长的适应机制和生存策略。结果表明:沙冬青各器官碳(C)含量表现为叶>茎>根>种子>花,而氮(N)、磷(P)、钾(K)营养元素含量均表现为种子>花>叶>根>茎,N、P、K三大营养元素在繁殖器官中的富集,可以促进沙冬青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的转变,反映了资源分配模式和植物生长策略。沙冬青各器官的碳氮磷钾含量和各元素化学计量比在不同生境条件下变化较复杂,其中在沙质土壤(固定和半固定沙地)具有更高的C、N、P储存能力,而K在砾质土壤(石质沙地和洪积砾石坡地)含量较高,且砾质荒漠沙冬青的C∶N、C∶P及N∶P均显著高于沙质土壤,表明沙冬青在石质沙地和洪积砾石坡地有更高的养分利用效率。各器官元素含量相关分析表明器官间的养分协同性远高于器官内部。化学计量比C∶N、C∶P、C∶K均表现为:茎>根>叶>花>种子,N∶P为根>叶>茎>花>种子,N∶K为茎>根>叶>种子>花,K∶P为叶>根>种子>茎>花,各器官中的C∶N和N∶P比在各生境间相对较稳定,而K∶P比变化巨大,N∶P与P含量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与N含量的相关性不显著(P>0.05),说明P作为敏感性元素决定了沙冬青体内N∶P比值的变化,且不同生境叶片N∶P比值均大于16,说明沙冬青生长主要受P限制。器官与生境对沙冬青化学计量特征都有影响,生境对C含量和N∶K、K∶P的影响较大,器官对N、P、K含量及C∶N、C∶P、C∶K、N∶P的影响较大。除P元素外,各元素含量及其化学计量比均受器官和生境交互作用影响。了解植物根-茎-叶-花-种子的整体资源权衡和协变策略,为沙冬青物种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高通量自动化类器官芯片研究进展

类器官是利用干细胞的自更新和自组织能力在体外构建的三维多细胞培养物,其复现了对应器官或组织的关键结构和功能特征,为发育生物学、再生医学、疾病建模和药物开发等领域提供了理想的体外模型和研究平台。然而,传统的类器官培养体系依赖于手动操作,培养流程较为繁琐,且培养物个体差异和批次差异较大,成为限制类器官转化和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工程化类器官培养体系通过引入微流控芯片技术来提升类器官培养体系的通量和自动化程度,对于实现类器官大规模、均质化、标准化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综述了高通量自动化类器官芯片的研究进展,并探讨了类器官培养通量和标准化的主要限制性因素和潜在挑战。

肝器官芯片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肝脏具有复杂结构和多种功能,包括血糖调控、蛋白合成、解毒和药物代谢等,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传统的二维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肝脏生理或疾病研究,但它们在反映人体组织真实微环境和对药物反应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建立高仿真度肝脏体外模型对于肝病研究、药效与毒性评价至关重要。本文概述了传统肝脏体外模型在实现近生理复杂微环境模拟、肝组织特异性功能准确复现等方面的局限性,总结了以器官芯片为代表的新型肝脏体外模型的设计策略、技术特点及其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文中重点介绍了肝器官芯片仿生构筑和实现肝组织微环境模拟的关键要素,包括多细胞组分、肝窦/肝小叶结构、生化因子梯度和流体因素等,并对未来结合其他先进手段(如类器官、生物材料和基因编辑等)等,建立高度生理相关性的肝器官芯片和微生理系统的发展前景予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