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中的死亡标准问题

死亡后捐献是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新修订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未定义死亡,且回避了“是否承认脑死亡”这一关键性问题,器官捐献工作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或损害捐献者权益的情况。死亡是人类生命过程最终无法避免的事实,任何时代都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判定死亡。死亡标准的建立基础是人们所持有的死亡观,并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其他社会因素制约。中西方死亡判定标准的认定上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规范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推进器官捐献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动机纯正原则,以知情同意为前提,尊重捐献者及其近亲属的死亡标准自主选择权,严格遵循死亡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确保死亡认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中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

儿童遗体器官捐献是遗体器官捐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成人器官捐献存在较大差异。为规范我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发起制订《中国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的功能维护、评估和应用指南》,指南采用2009版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证据分级与推荐强度标准制订,针对儿童遗体器官捐献肾脏有关的功能维护、评估及应用方面的29个临床问题,给出了33条推荐意见,旨在规范操作流程,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引,全面提升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质量。

激励制度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中的伦理分析

器官移植在重建健康、挽救生命的卓越成效表明了其重大价值所在,其中器官捐献是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取得了重大进展,器官捐献率也逐年上升。尽管如此,我国依然面临捐献器官数量不足的严峻事实,破解这个难题需要医学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政策进一步完善。根据国际经验,实施一定的激励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捐献率,但是激励制度本身隐藏的伦理特性似乎与器官捐献事业中的利他精神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因此,本文从激励的性质、器官捐献与激励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的伦理论证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病原体宏基因检测在器官捐献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病原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应用于器官捐献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为器官移植后的抗感染药物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于2021年8月至2023年6月142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病例,收集捐献者的血液样本的mNGS检测和病原微生物培养检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比较。结果142例捐献者中98例在mNGS中检测到病原微生物,阳性检出率为69.01%。其中,59例(60.20%)为单纯病毒感染,12例(12.24%)为单纯细菌感染,4例(4.08%)为单纯真菌感染,混合感染23例(23.47%)。共检测出病原微生物173株。其中,病毒125株(72.25%),细菌40株(23.12%),真菌8株(4.62%)。对捐献者血液样本送检mNGS同时送检微生物培养检测,142例捐献者中20例(14.08%)血培养检测到病原微生物,共检测出21株病原微生物,其中20例(95.24%)为细菌,1例(4.76%)为真菌。器官保存液中培养出病原微生物2例(1.40%)。结论mNGS对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高于微生物血培养检测。mNGS检测和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在细菌的诊断上差异不明显,而在检测真菌及病毒阳性时有统计学意义,且mNGS检测比血培养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大幅度缩短检验时长。

125例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及护理

总结125例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器官功能维护及护理体会。护理维护措施:供体评估、基础维护、循环系统维护、肝脏功能维护、肾脏功能维护、肺功能维护、心脏功能维护。125例供体均捐献成功,共获取了角膜88对和498个器官,其中483个器官成功用于移植,包括187个肝脏、228个肾脏、37个心脏、31个肺,所获取器官利用率为96.99%。

强化政策供给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是救治生命、弘扬博爱与奉献,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崇高医学事业,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体现我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对器官移植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器官移植从技术层面监管上升到国务院法规层面进行监管。国务院2007年3月31日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1],于2023年10月20日审议通过《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2023年12月4日发布《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于2024年5月1日正式施行[2]。

媒介动员如何回应公众关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的劝服性叙事研究

器官捐献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媒体科普与宣传动员。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发布的621篇推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发布内容的劝服性叙事策略及其是否回应了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关切因素。以叙事传输理论框架作为编码依据分析推文的叙事劝服特征,同时梳理公众号读者评论及相关文献,归纳提炼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关切因素。对比考察推文劝服叙事与公众关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公众号推文主要通过“减少负面认知”“认同故事角色”“产生真实临场感”和“唤起情绪反应”四种劝服性叙事策略回应影响公众捐献意愿的主要观念因素、信息因素和社会因素,但仍需在生死观念、制度信息以及社会认同等维度加强宣传动员。

公民器官捐献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DCD肝移植手术患者100例,移植术后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调查,观察肝移植受者的生存状态,对相关危险因素加以分析。结果100例肝移植受者术后1年病死率为3%(3/100),其死亡因素与供体冷缺血时间、供体脂肪肝、术中出血量、供体白蛋白及总胆红素水平、肝细胞水肿密切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供体冷缺血时间≥840 min、脂肪肝是影响肝移植受者生存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肝移植术后感染率为26%(26/100),其肝移植术后感染率与受体肝功能Child-Pugh评分、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术中输血量、术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留观时间密切相关(P<0.05)。结论DCD供体质量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率具有显著影响,供体冷缺血时间、供体脂肪肝对肝移植术后受体生存状态具有重要影响。

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捐献意愿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其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2017—2021年57例符合器官捐献条件的儿童亲属资料,根据最终是否同意器官捐献分为同意组(n=14)和不同意组(n=43),调查患儿亲属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情况和了解程度,并分析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14例器官捐献的患儿中,脑外伤、胶质瘤、脑膜炎是主要病因,分别为5例(35.71%)、4例(28.57%)、3例(21.43%),有3例患儿家属初次沟通即同意器官捐献,6例患儿家属进行两次沟通,5例患儿家属沟通次数超过2次。14例器官捐献患儿共捐献肝脏11个、肾脏10对、心脏3个、眼角膜11对、1具大体。单因素和Logistic多因素分析发现宗教信仰(OR=2.916,95%CI=2.546~9.646)、独生子女(OR=2.246,95%CI=1.536~6.347)、不了解器官捐献(OR=2.578,95%CI=1.864~5.346)、不愿意放弃救治(OR=3.635,95%CI=2.835~11.536)是患儿家属拒绝器官捐献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儿童潜在器官捐献者亲属对于器官捐献决策往往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日常公益宣传中应加强宣教,提高民众对器官捐献认知和了解水平,有利于提高儿童器官捐献成功率。

器官捐献移植伦理审查信息系统开发的必要性与方案设计研究

目前国内医院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模式普遍存在突发性、无计划性,且时间紧、召集会议难、委员培训难、伦理审查质量及效率普遍不高等现状,无法满足临床需求和造成一些紧缺资源的浪费。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团队结合10多年审查实践经验,不断探索优化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流程与操作规程,专项申请获批,并与苏州大学、福建省医学伦理委员会共同研发构建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全流程信息软件系统管理平台,充分发挥审查信息系统具有的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审查质量、方便全流程信息管理及开展委员线上培训学习等优势功能,以期为解决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工作有关困难与难题做出专项实操性范本。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7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评估和供心选择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73对脑死亡器官捐献心脏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评估供体,选择供心,分析心脏移植受者生存情况和边缘供心使用情况。结果发现潜在供体,在判定脑死亡状态后,明确供体家属同意器官捐献后,评估供体,选择供心,使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73例心脏移植受者手术成功率为94.5%(69/73),围手术期死亡4例,术后随访1年死亡4例。边缘供心使用情况:供体年龄≥45岁17例,供受体体质量不匹配2例,供体中毒1例,供心冷缺血时间≥4 h 43例,大部分心脏移植受者予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和(或)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最终顺利出院。结论供受体最大限度匹配可使心脏移植患者获益最大;同时,适当放宽供心选择标准,增加供心数量,将为众多等待心脏移植患者带来希望。

2022年全球器官捐献概况

器官移植手术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有效医疗手段,每年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患者生命,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十年来,随着器官保存和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器官移植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供器官数量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全球各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1]。

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意愿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意愿,并分析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便利抽取东疆、南疆、西疆、北疆及乌鲁木齐区域中三级医院辖区居民共1100名,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器官捐献知识、态度、意愿量表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居民器官捐献的因素。结果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知识评分(2.97±0.82)分,器官捐献态度评分(3.85±0.96)分,器官捐献意愿评分(1.97±0.63)分,其中愿意但没有签署器官捐献同意卡者64名(6.21%);愿意且已签署器官捐献同意卡者3名(0.29%);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学习或接受过器官移植相关知识、本人或亲友是否有器官捐献经历的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意愿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意愿评分与器官捐献知识评分呈正相关(r=0.478,P<0.05),与器官捐献态度中阻碍器官捐献原因、认同器官捐献价值、不认同器官捐献价值评分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493、-0.416和-0.514,P<0.05);本人或亲友有器官捐献经历、器官捐献知识、认同器官捐献价值是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正向影响因素,阻碍器官捐献则是负向影响因素,调整R^(2)=0.305,F=16.217,可解释30.5%的新疆地区居民捐献意愿变化。结论新疆地区居民器官捐献知识水平和意愿低,器官捐献态度处于中等水平,本人或亲友有器官捐献经历、器官捐献知识、阻碍器官捐献原因、认同器官捐献价值是影响居民器官捐献意愿的因素。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之伦理思辨

我国当前的低捐献率处境之下,完全的无偿机制不足以提高捐献率,需要引入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然而,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本身仍存在着一些伦理争议,不能被公众普遍接受,因而其仍未被普遍推广。此背景之下,为遗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提供伦理可辩护性至关重要。同时,通过建立坚持以无偿为原则,有偿为辅佐,多种激励机制相结合的遗体器官捐献体系,借助社会力量、创新科普载体、推进医院的协调员队伍的完善与优化等方式或能成为改善公众对遗体器官捐献及其激励机制的看法、营造合适的伦理环境、提高捐献率的有效路径。

广西高校大学生对器官捐献认知及意愿的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广西高校大学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意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广西9所高校974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一般资料、器官捐献认知度、器官捐献意愿和影响因素四部分组成。结果广西高校974名大学生器官捐献认知度总分为(5.4±1.31)分,认知度较低且器官捐献了解途径单一;24.95%的大学生有器官捐献意愿,不愿意的占10.78%,其余持中立态度,其中医学生意愿强于非医学生(P<0.05);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主要因素是传统观念。结论建议全社会加强器官捐献知识的宣传教育,政府完善相关法规、建立相应激励机制等,以提高大学生器官捐献认知度,增强器官捐献意愿。

12例器官捐献供体应用ECMO支持的护理策略

目的:总结器官捐献供体维护中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护理策略。方法:选取2019年6月—2022年2月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应用ECMO支持治疗的12例器官捐献供体,均采取静脉-动脉ECMO(V-A ECMO)支持模式,观察12例供体捐献成功率。结果:12例器官捐献供体ECMO总使用时长为275.5 h,平均22.95 h;供体器官捐献成功率为100%。结论:ECMO是捐献供体器官保护的有效治疗手段,有效的护理是ECMO成功运行的重要保证,可提高供体器官捐献成功率。

明确同意还是推定同意:器官捐献同意制度的儒家伦理检视

目前世界上的器官捐献同意制度可以根据同意的主动程度分为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两种,推定同意制相较明确同意制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器官捐献率,但推定同意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值得注意。通过孟子和荀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身体伦理观对明确同意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推定同意制比明确同意制更加契合儒家伦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在推行推定同意政策的时候,仍需注意儒家伦理的影响,确保逐步推进,同时确保捐献者知情同意。

器官捐献伦理路径探索:综合性激励模式的新视角——《器官捐献的激励与阻碍: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多元化研究》述评

通过述评和整合新近出版的论著《器官捐献的激励与阻碍: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香港的多元文化研究》,来展开对全球器官捐献领域的深入分析与研究。这本书深入分析了器官捐献在全球各地的伦理、文化、社会和法律层面的挑战与机遇。通过细致分析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激励模式,旨在提供一个更全面的理解框架。通过比较北京、芝加哥、德黑兰和中国香港的案例,探讨了不同地区的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如荣誉激励、补偿激励和家庭激励,揭示了它们的效果和局限性;特别强调了器官捐赠激励模式在各地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倡采用综合性激励策略,并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制定政策。此外,还提出了针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建议。这部作品不仅为医学伦理学领域提供了深刻见解,还为全球范围内器官捐献政策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解读和思考

2023年12月14日《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发布。从完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明确红十字会的职责;新增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强调器官获取部门的独立性,实施器官分配优先权;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管理,严格限制活体器官移植接受人范围;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运行和加大违规行为打击力度等方面解读《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接着思考如何落实和完善人体器官捐献的激励措施,包括落实器官捐献人及其近亲属的优先权,完善器官捐献补偿制度,建立人道救助体系;落实器官捐献组织获取和分配体系;加快器官获取组织的人员队伍等建设;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加强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建设。《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有助于更充分发挥器官移植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各部门应及时修订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制度和管理细则,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