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丽江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长期经营和木氏土司崛起后向康南地区的扩张 ,使双方建立长期密切关系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兴教派的出现和形势的变化 ,这一关系也呈现出三个大的阶段性变化 ,其变化的实质是基于利益之上的相互利用与相互依赖关系。

噶玛噶举派的司徙活佛世系与八蚌寺

读了德格八蚌寺喇嘛通拉泽翁与四川民族研究所杨健吾同志所撰《八蚌寺暨历代司徒活佛》(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36—43页)一文,颇受启发,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有关八蚌寺及司徒活佛世系的最全面的论述,但由于此文未使用国外刊布的有关史料,亦未发掘汉文史料的记载,故对一～七世司徒活佛的藏名、生卒年。

云南中甸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大宝寺小考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在国内外极受推崇,因为该辞典凝聚了汉族献身藏语辞典学者几十年的心血,不仅是国内最好的一部藏汉辞典,也是国外最好的一部藏语与非藏语对照辞典。但其中也因资料的缺乏,有的辞条未能详瞻,亟待补充,以臻尽善。如该辞典554页“大宝寺”一条即是。该辞条全文如下;“大宝寺(Rgyal-ba rigs-lngavi gnas),中甸县属一佛教寺庙名。”作为辞条,至少未说明以下几点,1.该寺属何教派?是汉地佛教还是藏传佛教?2.创建者何人?3.建于何时? 《中甸县地名志》(1984年)183页大宝寺一条言该寺建于明代,位于大中甸区红坡乡,1966年被毁。该条未记藏名,只言汉译音名为“仁昂”。仁昂为rigs-lnga的译音,意为五种。作为寺名并不全。这就需要考证,以使该地名志大宝寺一条可写得更全面。大宝寺的藏名中rgyal-ba意为佛。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滇西北的传播及影响

噶玛噶举派是噶举派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一个支派,它开创了藏传佛教历史上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而且先后形成了几大活佛转世系统,在滇西北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与本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深入且丰富多彩,对滇西北宗教有序发展及社会稳定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从八邦寺文物看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

享有“小布达拉宫”之誉的德格八邦寺,是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噶玛噶举派最有代表性的寺院。作者以亲眼所见该寺珍藏历代印、诰等文物,并参考有关史料和实地调查资料,从噶玛噶举派与康区的历史渊源、噶玛噶举派在康区重新兴起的原因等方面,论述了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从中探求藏传佛教发展的特点。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停止转世史末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是西藏地区出现得较早的活系统之一。该系统的创始人是噶玛噶举派证士扎巴僧格,他生于公元1283年(藏历第五绕炯的水羊年)。最初,他拜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代祖师琼多吉为师,参与宏扬噶玛噶举派教法。他还创建了奈囊寺和羊巴井寺等作为主要道场,因而名声大振。我国元朝皇室赐给他一顶红帽,以示封赏。从此,他即被称为“红帽噶玛巴”。公元1349年,证土扎巴僧格园寂,红帽系活佛亦以寻认转世灵童的方法而传承。及至十八世纪下半叶,传至红帽系活佛第十世确珠嘉措时,已历500多年,该派系的活佛以羊巴井寺为主要道场,已跻身于噶玛噶举派内大活佛之列。但是。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的封号及传世年谱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是塔布噶举传出的四大支系之一,这一支系在西藏最早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其实力很大,分布较广,在西藏佛教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和中央王朝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黑帽系第二世活佛曾到过蒙古的和林会见了蒙古人汗蒙哥,蒙哥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黑帽系名称的来源。黑帽系第三、第四世活佛都曾到过北京,与元朝的皇帝有过直接的联系。

云南噶玛噶举派历史研究综述

噶玛噶举派形成于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的重要教派。在明清之际，它成为影响滇西北政教关系走向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噶玛噶举派历史研究是云南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史与文物研究两个角度对以往学者对云南噶玛噶举派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在此基础上认为文物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可以对噶玛噶举派在云南的传播历史有更立体的认识。

宗教与政治的互动与共生——以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

由于不稳定的历史环境和宗教政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复杂多变。本文为论证宗教与政治相互攀附与共生的关系,以明代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为例进行梳理、分析和解读。

从八邦寺文物看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

从八邦寺文物看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兴衰德格八邦寺是藏传佛教重要教派噶玛噶举派最有代表性的寺院，任建新发表在《康定民族师专学报》１９９５年第四期上的文章对其在康区的兴衰作了研究。文章说，在噶举派的众多支系中，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要算帕竹噶举、止贡噶...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境内藏族、土族、蒙古族的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信教人数约一百多万,影响深远。全国解放前,全省有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650多座,加上规模较小的活动点等,不下千座。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全省在册的藏传佛寺尚有618座。这些遍布藏族等地区的佛教寺院不仅是藏传佛教僧侣聚居、诵经修持、信徒顶礼摩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研习佛学和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绘画、雕塑、医学、舞蹈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地方。寺院保存了浩如烟海般的文献典籍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其建筑本身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许多名刹被誉为艺术宝库。1988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笔者与本院周生文副院长、拉毛扎西同志、马学贤同志以及院外的李庆(多哇·更桑协热布)、赵清阳等同志通力合作。

格鲁派发展的三次困境及其突破

作为佛教西藏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派,格鲁派在创立半个多世纪内获得了迅速传播与发展,但也因此而在政教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逐步与其他教派势力及其支持者之间形成错杂的矛盾冲突,使其发展屡屡陷入困境。文章对格鲁派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三次困境及其突破方式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与分析。

佛、道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

以东巴文化为主干的本土和外来文化形成纳西族厚重深沉的多元文化奇观，对纳西族社会产生多样化的影响。本文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和民族学资料，论述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传入后对纳西族社会的种种影响；文章还剖析了佛道教与东巴教一起形成的对纳西族社会的混融性影响；佛道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冲突，如洞经音乐团体与“白沙细乐”音乐团体所产生的冲突。文章对探视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如何在一个民族的肌体中互相冲突又互相融合，引起它的文化重构和变迁，对其社会产生多重性的影响这一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论析

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论析罗润苍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领袖继承问题而创立的一种高僧法嗣传承法，是藏传佛教在法位继承方面有别于佛教其他派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发端于１３世纪初期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后被主流派格鲁巴（俗称＂黄教＂）采用、推广，成...

游僧的灵感——冯·施罗德对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铜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评介

关于却英多杰,人们如是说:一位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转世活佛,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和雕塑家,一个被流放二十余年的狂放不羁的游方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自己,他评价道:"在西藏,无人能在诗歌和绘画艺术方面与我比肩,我是取悦观世音菩萨的人,我来这个世间就是为了绘画。"

评五世达赖与他的第三、四世达赖传

我们伟大祖国是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是研究我国历史和藏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宝贵资料。近年来,随着大批藏族史籍的陆续出版以及部分藏文史籍汉译本的相继问世,我国民族史研究特别是藏族史研究的范围日广,成果丰硕,对许多藏族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到发掘、整理、利用藏文古籍将为藏学研究及边疆史地的研究开辟一条较为广阔的途径。因此,有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藏文史籍。通过开展这一基础工作。

《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

对于现存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核,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步骤。郭沫若同志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基础阶段。”本期发表的这篇《笺证》正是在一个历史事件上就藏汉两种文字记载对比考核、审订,从藏文汉译的严谨和征引汉文史料所作笺证的缜密来看,在完成这一工作步骤上作者确实下过不小的功夫,而其目的显然是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得银协巴晋谒明永乐帝并接受“大宝法王”封号的经过这段史实力求作一个客观的重构。通读本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藏汉两种文献在叙事方法、观点和风格上的明显不同,从而可以证明在科学研究中多种文字史料的互补、互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至于《笺证》还使用了国外学者的成果,也说明在科学研究中,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开放态度,博采众长,以为已用。本文的刊出也许会引起读者对这段史实作进一步研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