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心理空间原点与审美观照方式的矛盾探究——基于“永州八记”与《囚山赋》等骚赋对读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代表性的山水游记散文,其骚赋《囚山赋》同样作于永州,此二者虽同写一地之景,却在空间感上有大小之异、原点定位之区分,在观察视点上有俯察仰观之不同、“旷如”“奥如”之别等种种矛盾。正如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指出的,“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然此种“乐”“囚”心情之差却是“罪人”身份的自陈和“羁囚”心理的经久延续而呈现出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柳宗元的《囚山赋》描写了永州自然环境的恶劣,并把群山比作禁锢自己的牢笼;《永州八记》则精致地描摹了永州幽僻冷寂的佳景以抒发抑郁之情。两者所绘之景及表达之情虽似不同,但实际都是柳宗元"罪囚"身份的自我认定与"囚居"意识强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与"囚居"意识的凸显,清晰地贯穿于柳宗元的永州诗文之中,甚至延续至其寓柳之作。

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以《囚山赋》与《幽海赋》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永州山水记思想内容初探

王安石说过:“余观八司马皆为天下之奇材也。……既因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利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脍炙人口的永州山水记,是居于“八司马”之首的柳宗元留给后世的瑰宝之一。在柳宗元身后的近4年中,由于作者评价上的根本颠倒,永州山水记也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不免被那些正统的封建文人们读歪了。桐城派代表方苞说:“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②他们往往只推崇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成就而否定它的思想意义;只欣赏作者笔下山水的隽逸而无视寄托于山水之中的情志;只把它看做是作者“自肆想于山水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