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新方向的确立——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四三决定”的探讨

"四三决定"的颁布说明了其背后相关联的阶级、性别、民族独立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走向公共劳动生活,同时改造家庭使其民主化,无疑是对农村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动摇和冲击。"四三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现实而制定的,它将民族解放、社会革命与妇女解放结合起来,给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开启了新的空间,也为中国妇女运动规划了新的方向。"四三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本土化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理论的关键性提升。

参加生产与改造家庭:“四三决定”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新方向

中国共产党颁布的“四三决定”纠正了妇女工作中的“女性主义”倾向,提出“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这一妇女运动的新方向,并认识到妇女与家庭利益的一致性。妇女纺织运动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帮助纾解了边区严峻的布匹短缺困局,而且为实践“四三决定”理念提供了现实路径。在边区纺织运动中,以家庭为基础的纺织合作社既为妇女纺织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资料,又对之进行统筹领导。劳动妇女在合作社从事纺织生产,一方面增加了经济收入,另一方面提升了“社会化”程度。同时,纺织运动中相继出现的家庭会议、农户计划等民主元素,是妇女纺织生产对封建旧式家庭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具体表征。

蔡畅与“四三决定”的颁布实施——基于妇女解放的研究视角

"四三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四三决定"指引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妇女运动道路,唤醒了广大边区农村妇女的民族意识,推动了边区妇女运动工作的蓬勃开展。蔡畅在带领中央妇委起草"四三决定"中深入调研,如实研判边区妇运现状,提出妇女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注重各级妇女组织建设、必须坚持与群众工作紧密结合、必须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四三决定”前后陕甘宁边区家庭伦理取向的变化

"四三决定"是一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改变妇女工作作风的重要决定。其颁布与实施,对家庭伦理取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走出家庭转向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相结合。其不仅打破了封建家长制旧家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新式家庭,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妇女事业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乡村改造、农村经济的重建,创造地发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型家庭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三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调整研究

1943年,在整风运动背景下,中共中央对延安初期的妇女政策进行了调整。新的妇女政策以"广大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利益",强调"家庭与建设都过得好"。这一政策一方面协调了在"妇女主义"为解放实践下形成的"男女对立,青老对峙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又兼顾了抗战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的关系。以"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为妇女解放理念在应对日本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带来的经济危机,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中中国独特的妇女解放道路,为今后的妇女工作留下了重要经验和启示。

“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

1943年开始全面施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针对过于激进的“妇女主义”影响到乡村社会稳定发展这一问题,倾向于寻找一种实际的方式,以避免乡村矛盾,强调妇女参与生产和增强她们对于经济生产的贡献。新政策在消除农村社会不和谐音、强化人民团结的同时,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延安时期,“新女性”的代表丁玲因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有所不同而饱受批评。而最终是以丁玲站在“党性和党的立场”作为收束,这固然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但是,也使得当时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延安道路”对性别问题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五四后期左翼革命话语如何整合女性话语,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依据的妇女解放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以更为积极的方式把女性主义结合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更宽广的革命叙事光谱——以《漳河水》为线索试析延安时期的女性叙事与社会变革

延安时期的文学实践于女性叙事上有诸多突破,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本文以《漳河水》为线索,勾勒、比较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女性题材写作的多重脉络,围绕阶级解放展开的女性叙事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作品将叙事重心置于生产、婚姻和家庭变迁。恢复这一女性叙事图景的历史丰富性意在指出,延安时期的女性解放深嵌在边区的社会变革中,是多层面、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妇女来说,抗战动员、边区民主建设、大生产运动等使得农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参与生产和社会工作,探索新的身份认知与家庭关系重构,也正是源于这样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女性叙事的文体新变。

“翻身”与“生产”——细读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

1943年中共的"四三决定"以单一的生产取向取代了此前妇女解放工作中的"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妇女通过生产社会化之后进一步要求妇女回到家庭。社会化之后还要回到家庭,妇女还如何"翻身"?这是1943年前后的妇女"翻身书"面对的难题。在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折聚英通过"学习"走出了旧家庭的桎梏,变身为了"公家人",但这一过于仓促的转变也给折聚英带来了种种不适。同样处理"翻身"问题,在《孟祥英翻身》中,赵树理将"翻身"与"生产"联系了起来。与孔厥不同,赵树理通过开放式结尾强硬地将孟祥英拉回到了家庭之中,他期待的是"生产"带来的国家正义与家庭正义之间的贯通。

延安整风亲历记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通常大家叫"四三决定".5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毛泽东兼任总学委主任.此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在中央党校,无论学员、工作人员,一律参加整风学习,不同的是:学员全力以赴,工作人员在业余学习.虽然是业余学习,但也使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