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流变、政治文化对中国科举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举史在取士科目上经历了从唐、宋的多科目取士到元、明、清的“有科无目”的变化过程,在考试文体上出现了从诗赋取士、经义取士发展到“专重四书文”的变化过程。在这过程中,王安石在其科举改革中提出“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虽然仅仅推行数十年,但对当时及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学界已经充分注意到王安石提出的罢诗赋而重经义,但是王安石的“罢明经、诸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有科无目”的制度特点更应该引起重视。元代不但沿袭了王安石的“有科无目”的制度设计,而且首次将四书作为整体确立为明经科中的第一科目,从而将理学置于经学之上。这种理学试士的做法为明、清两代所继承。元代以来的这种科举制度的变化与其政治文化上的“一学术”“一道德”的取向是紧密呼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