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留良《四书讲义》看本天者与本心者之异

吕留良关于本天者和本心者之异的思想体现在其对佛学、心学、功利之学三大异端的抨击中,儒学和异端间的区别表现为:心之公私诚伪、天命意识的具足和阙如。儒学本天,以至诚无息的天理为依归,醇儒之心廓然大公,知天命而常存敬畏。异端本心,其心伪薄浇淳、背离天命,其使《大学》的慎独变为心的自欺,使《中庸》的位育变为心的想象,使《论语》之习学变为心的自我觉解而非居敬穷理,使《孟子》之王道变为心的权诈驰骛而非仁民爱物。由于尊崇朱子学,吕留良对本天者和本心者的研辨以光大朱子学真义为目标,强调以天理升华人心。

吕留良时文评选中的遗民心态与朱子学思想——以《四书讲义》为中心

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后汇为《四书讲义》一书,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精切、独到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讨论,都是从节义之道引申而发展了朱子学。

为“心学”正名:《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卮言

朱轼等所纂《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尽管有其强烈的政治意图,持论未尽公允,但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在王学被大批判以及宋明心性之学衰微的情形之下,清初官方对"心学"传统的坚守以及"心学"与道统建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吕留良案"在文字狱层面之外还有其更值得探求的"心学"意义。在传统语境中,"心学"不与陆王之学对等,而是包含陆王之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指称,并且可以上溯为尧舜禹相授受的道统,是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的最高哲学概括。考察这一广义"心学",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启示当前的文化复兴不无裨益。

清儒孙景烈《四书讲义》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经典诠释与学风变革是互为陶铸但又非完全同调的关系。处在雍乾交替、学风激变中的孙景烈,不事训诂,一尊宋学,恪守朱子,发明朱注,悉心撰写《四书讲义》以显其意。是书显豁出四书一体、求仁为要、羽翼朱子、折中陆王的诠释特质,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迎合清初以来推尊朱子的学术思潮,助推和强化这一思潮的鼎盛;二是恪守关学义理注经的学派传统,抵制乾嘉汉学在关中地区的渗透。这一个案提醒我们,乾嘉汉学更多只是江南一域的学术现象,而非全国性的。故而把握清代学术,既要避免一叶障目,以地域代表全国,也要防止有普遍而无特殊,忽略个体间的差异。

从善书批判看吕留良《四书讲义》——兼及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康熙初年,"复社余孽"吕留良先后写成《天盖楼四书语录》和《四书讲义》。雍正十年(1731),朱轼等奉皇帝之命对吕留良《四书讲义》"逐条摘驳,纂辑成帙",写成《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两者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华夷之辨和五伦之别上。就后者而言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以"孔孟之徒"自居,通过否定善书的命运观、批判善书的义利观,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善书"劝善"的性质;而同为"理学名儒"的朱轼等人则出于社会教化而非个体修身的需要,表达出与吕留良不同的善书观念,从而对吕留良的善书批判进行批驳。解读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可以更好地发覆清代"文字狱"的思想史意义。

论陈普《“四书”讲义》中的“为学”思想

陈普的《石堂先生遗集》中的《“四书”讲义》,明确地论述了学者的“为学”之道。陈普认为“为学”当找到自我心中那“一点虚灵不昧者”,当以“知行”为要领,并且“为学”要求学者能够“自讼其过”。“为学”对于个体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为学”是入德之阶,其次“为学”有利于成己之性,再次,“为学”可以使人言行无碍。陈普还阐述了“为学”的三种方法,即“为学”不可须臾离也,“为学”当新而又新,“为学”当朋友讲习。

朱次琦的文艺思想

朱次琦重视文道关系、诗论与文论呈现宗经特色的文艺思想,具备儒家文论的基本特征。2015年首次进入学界视野的《四书讲义残稿不分卷》体现了朱次琦以《四书》文开馆讲学,第一次为长期以来处于臆测状态的朱氏门人科场显赫找到了证据。

清代皇权对儒家道统原义的辩难和消解——雍正朝文字狱新探

文字狱是观察清帝应对道统挑战、建立“治道合一”的重要窗口。学者们已注意到清帝打击和收编道统的策略,但对其具体机制的论述尚不充分。本文重新考察雍正朝文字狱,发现雍正在承认理学治道观的前提下,诉诸内在心性,辩难士人援引儒家“文字”的道统解释,以“心”的践履为呈露“道”的前提,消解了道统的知识标准,将自身统治安置在儒家学理的内部。这种策略蕴含着以儒家学理为真实知识的深层观念,超越了皇权对道统的摧折或改造,是一种真正的“内部路径”,提示了重审清初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