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四句教”的争议:逻辑矛盾还是理解差异?

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长期以来遭到学者的质疑。明清以降的正统儒者,多以为“无善无恶”与禅学无异,颠覆了儒家性善论的根基。这个问题只有回到“三教合流”的特殊语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王阳明通过对“人心本体”与“良知本体”的区分,实际上化解了四句教的逻辑矛盾,即良心解决人的道德生活,人心则解决人的精神自由,人心的无善无恶并不影响良心的知善知恶。这可视为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经典范例。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从他者问题看阳明“四句教”对慧能“心地性王”的扬弃与超越

“他者”本来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但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不乏对他者问题的见解和思考。基于中西方哲学各自的本原论和存在论传统,他者问题也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他者视域中,禅宗及佛教肯定主体具足佛性,但其“性空”思想却切断了主体与世界的联系。阳明对禅宗及佛教的超越,就在于确证自我和他者自身的存在真实性,以“格物”作为自他关系的现实性关联和现实化路径,将人从主体和世界的“空”和“假有”中拯救出来。自我在“成己”的路径上追寻和发觉自身的价值,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同时也在“成人”的普遍联系中面向世界和他者,以自身的良知普遍地关怀他者,努力构建“满街圣人”的社会图景。

劳思光基于“道德主体性”对“四句教”首句的诠解

“四句教”的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历来是争论的对象,其主要矛盾点在于对“无善无恶”的理解上。劳思光先生侧重于把握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倾向,用“道德主体性”来融摄“心性论”的学说,并在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上发挥此点。通过“主体式”方式来进行解读,以此为基础对“四句教”首句进行疏解,并找出“至善”一词解为“善之究竟根源义”,即明确了其确切含义,也使得“四句教”从语言矛盾性的窠臼中走出,最终吻合阳明立良知之学的根本宗旨。

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旧时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诸多纷争。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两行之理"为理论预设对"四句教"以及这些纷争予以阐释和裁定,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乃至宋明理学思想的总结。这样的定位是不合理的。因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和终极宗旨是"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为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刘述先的思想得失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四句教的“实存与机能说”之新诠释

本文阐述和检验了对王阳明四句教尤其是首句的几种合理的诠释。"形上本体和圆融境界说"主张心的形上境界超越经验的善恶对立,不可以经验的善恶来描述。"不动念与本然状态说"以无刻意的姿态来解释无善无恶,在此姿态下呈现出心之本然活动状态。文章阐释了此两种理解的意义和理论困难,并提出"实然存在与机能展现说"。在此诠释中,四句教的第一句并不是做价值判断,亦非描绘形上境界,而只是表示心之本体即道德情感的实际存在。心之体在实然存在的意义上不属于善恶的范畴,即先不论其是善是恶,而重在肯定其存在并具备特定机能。同时,此说也蕴含着对心体做进一步的至善无恶的价值判断。在此诠释下,"无善无恶心之体"可以被转写为"实然存在心之体",后三句则是对心体机能展现的说明。此种诠释将使得一些伦理难题得到化解。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四句教”与王学三分

“四句教”既是王阳明一生理论探讨的系统总结,又是王学分化的起始。“四句教”本身的善与恶、本体论与修养论的矛盾,对王学的分化正好起着催化和导向的作用。江右一系以“复见本体为学的”,“主静”“守寂”,最后成为“守寂废照”;浙中王龙溪“超悟独得”,“从先天上立根”,结果又成为顿悟之学;泰州一系“自然率性”,“认欲为理”,却又成为自然人性论。这一走向王学乃至理学反而的结局说明:他们对王学的反叛程度与其继承程度,正好呈现着正比关系;而作为王阳明一生探讨总结的“四句教”,正是这一分化的逻辑根源。

阳明四句教古今诠释评析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对其诠释和论争从其诞生那日起就开始了。对古今四句教之诠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今思想的变化。古人对四句教的诠释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其宇宙观和道德观大体是一致的,其论争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即工夫和本体之争。而现代学者的诠释就呈现出了多元趋势,因为人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学者之诠释大致可分为七类:工夫说、两层说、境界说、机体主义说或宇宙论、否定说、人欲说、认知说。

王阳明“四句教”及其道德价值

“四句教”是王阳明提出的重要思想命题,它来源于“天泉证道”。“四句教”结构中的心、意、知、物深受《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影响,不过王阳明从自己的心学立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时至今日,“四句教”思想对于我们的道德修养理论与实践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廓然大公”与“无所偏倚”——王阳明“四句教”之“无善无恶”原义探微

基于“四句教”先于嘉靖六年“天泉证道”的事实性前提,《稽山承语》第25条是考察阳明“四句教”最基本的文献,并以之推定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时间当在嘉靖四年十月至嘉靖五年春末之间。阳明对“正心”、“未发之中”的诠释,揭示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的本质。以“廓然大公”、“无所偏倚”为本质,心体在“发用”上呈现出“物来而顺应”的特点。心体“廓然大公”与“无所偏倚”的本质,是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的基本义理,“四句教”“无善无恶”的提出,是对心体“廓然大公”、“无所偏倚”本质的概括。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钱绪山对阳明学“四句教”的诠释——以“无善无恶”为中心的考察

钱绪山对阳明学“四句教”的诠释是考察阳明学“四句教”的重要内容。在“天泉证道”中,钱绪山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在坚持“四句教”“一毫不可更易”的前提下,又对“四句教”有着具体理解。相较于王龙溪,王阳明在“天泉证道”中更偏向于钱绪山的立场和观点。从“四句教”本身以及后来产生的思想影响来看,“无善无恶”是考察钱绪山对“四句教”诠释的中心。钱绪山对“无善无恶”的诠释与阳明相一致,在于揭示和强调心体“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的体用本质。在《复杨斛山书》中,通过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先存乎一善”“定理”观的反省,钱绪山指出阳明“无善无恶”的提出在于揭示至善心体的“虚灵”本质,“虚灵”是他诠释“无善无恶”的核心观点与独特创见。钱绪山在“无善无恶”诠释上的问题意识与创见观点,对丰富阳明学“四句教”的思想意涵具有积极意义。

黄宗羲对王门“四句教”的理解

王门"四句教"在明中叶至清初的儒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黄宗羲从心学立场出发,对"四句教"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但其"四句教"观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四句教"的评价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四句教"问题上过于袒护王阳明。剖析黄宗羲的"四句教"观,既有利于澄清王门"四句教"的相关问题,也可深化对黄宗羲心学思想的研究。

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 ,这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 ,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 ,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阳明的道德主体性及其当代意义——以“四句教”为核心

道德主体性系阳明"四句教"的思想宗旨,其以善恶之辨为经,以自在、自发、自觉和自由为纬,整体呈现了主体性的发生、发展、提升和实现的动态过程和逻辑关系。对阳明主体性思想的阐释与弘扬,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当代社会的异化现象。

逆觉体证的审美工夫论——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美学本体与工夫的关系

逆觉体证是阳明心学美学审美工夫的显著特征。阳明心学美学的工夫是内求诸心的心上工夫,心体和工夫是辩证统一的。诚意、致知、格物作为道德实践工夫,是依良知而又指向心体的,"心"是工夫的内在依据和动力,同时也是工夫的目标。本然之心经由工夫过程超越实然达于应然,臻于境界。

王阳明“四句教”的心理学诠释

"四句教"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浓缩。"四句教"中对良知的阐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带有经验心理学的色彩,对良知、本心的追求与倡导也体现了现代心理学上对理想自我的追求。同时"四句教"还阐述了心理教育的原则,即在心上用功,在事上磨练。心上用功带有浓厚的心理自我暗示色彩,在事上磨练则具有知行合一,将心理外化的理念。"四句教"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对丰富我国本土的心理学有所裨益。

论王畿与钱德洪对王阳明“四句教”的不同诠释路径

“天泉证道”所提出的“四句教”是王阳明的立教宗旨,“四句教”本身包含两种诠释向度,王阳明的两位高足钱德洪和王畿围绕着“四句教”展开了争论并分别从中诠释出相反的“四有”和“四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