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上台后,强化了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在“印太战略”的核心地位。“四国机制”呈现机制升级、对话扩员和议题拓展等同盟化的态势。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动因主要来自:遏制中国崛起的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使美国更依赖对盟友和伙伴国的诱导、拉拢和利益激励;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和“重点”,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基于本国战略利益需要,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采取追随政策。然而,“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受到成员国各自的政策优先性和利益诉求分歧等问题影响,尤其是各成员国与中国维持着极其密切的经贸往来,以致难以完全实现遏制中国的目标。即便如此,“四国机制”也会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实质、由来和发展趋势

现有联盟理论忽视了对联盟类型的进一步探究,即根据主导国的战略目标和制衡偏好来判断联盟类型。本文考察四国机制的“共识型联盟”属性,认为共同价值观基础、共同地缘环境、共同战略目标要素驱动四国机制的重启。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经历了提出到停滞,再到重启、升级的演变过程。随着美国“印太战略”出台,四国机制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功能也有所强化。四国已经从以安全合作为轴心拓展到经济和人文教育领域,并初步形成部长级磋商机制和国家领导人对话机制。四国机制发展至今,呈现出浓厚的价值观属性和海洋安全属性,并具有非正式性、非强制性和灵活性等特征。四国机制发展演变的背后与西方遏华有关,应对中国崛起是美日印澳四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目前,四国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协调对华政策立场,短期内升级为同盟或准同盟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

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与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美日同盟进一步加强对华备战,特别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基本局势,台海两岸间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伙同美国的对华联合备战,已开始愈做愈实、愈做愈升级。美日就东海采取更周全的联合军事行动,并显著扩大合作范围。印太联盟创设美国主导的多维和灵活可扩的对华备战架构。印太四国互相间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愈益突出。印太联盟针对中国推进自身扩展,争取直接间接地包括作用特别重要的英国以及欧盟主要国家,并与北约密切勾连。在韩国政府允许甚而协力下,美韩同盟开始潜在地急剧趋向对华军力建设。中美战略军事对抗互动局部消停与重新紧张反复交替,将成为“新常态”。

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构想”将何去何从

安倍作为日本“印太构想”的主要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日本“印太构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接替安倍出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延续了安倍“印太构想”的政策理念及整体框架,同时在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以及中美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使得日本的“印太构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括重视“印太构想”中的经济安全因素、关注区域内国家的感受及支持东盟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性作用等。在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构想”在坚持价值观外交及地缘竞争的基础上,将会积极拉拢东盟、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介入印太事务,并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印太构想”进行深度捆绑,全力将印太地区塑造成大国竞争的“竞技场”,打造围堵中国的“朋友圈”,使得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国印度洋战略的再思考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同步上升。同时,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将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制衡“战略竞争对手”,试图联合日本以及印度洋域内大国印度和中等强国澳大利亚,通过“印太战略”和“四国机制”制衡中国。近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印美在印度洋的防务与战略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制衡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以英法德为主的欧洲大国也相继在印度洋竞争影响力。这不仅引发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的新变化,而且大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亦由弱向强呈现进一步加剧态势。中国不是印度洋国家,但却是最接近印度洋的域外大国,主动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度洋国际环境,符合中国的利益。可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为此,中国需要对经略印度洋作出新的思考,以更好地保障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安全与战略利益。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地区强国缘何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以印度、日本为例

本文将地区强国分为地区最强国、地区次强国和非典型地区强国三种,尝试从战略配合方的地区强国和战略发起方的美国寻找自变量,搭建一个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地区强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焦虑和美国对待小多边主义的态度,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造成影响。地区力量对比变化在国内认知的作用下,刺激地区强国产生地区主导地位焦虑,促使地区强国产生配合美国遏制共同“挑战国”的地缘战略构想的冲动;小多边主义作为美国拉拢地区强国的重要合作方式,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具有吸引力。当这两个因素兼具时,地区强国便会积极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本文选取地区最强国印度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进程,以及由非典型地区强国变为地区次强国的日本推进和参与QUAD的过程为检验案例,验证了本文解释框架的合理性。

“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

"印太战略"是美国均势+有限遏制+规制+话语诋毁的混合型战略。它意在前沿、中间地带与后方的三层构建不对称的对华遏制性力量,突破中美双边、单区域战略竞争的狭窄战略空间;在多地域与多维度孤立中国,拉拢更多国家在产业价值链、数字经济等层面与中国切割;制订基础建设投资透明化的新标准,嵌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规制;通过国际法、舆论等软性手段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海权发展。虽然共同逻辑都是制衡中国崛起,但日澳印在策略上强调非对抗性。其中避免成为中国优先反制是日本重要的策略目标;印度在拉达克边界冲突后尚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必定使其背上沉重的战略包袱,成为美国的附庸;澳大利亚作为地缘政治影响有限的中等国家,在美国反华行动中冲在最前列已使其利益严重受损。而"印太战略"与东盟所推动的包容性、合作安全理念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东盟要在"印太地区"发挥中心领导作用,定位"印太"为对话与合作区域。所以由于东盟的抵制、印日澳的消极政策,这个战略形成的攻势将很难保持可持续性,其长期前景并不看好。

美国想建亚洲“小北约”

7月30日召开的美国——澳大利亚部长级安全磋商会议抛出了一个新构想，即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捆在一起，组建亚太“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对付所谓的“地区潜在威胁”。舆论普遍认为，这将是美国针对中国构筑的一个新的战略包围圈。

英国印太战略的缘起、演变及结果(1964—1968)

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宣布放弃对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事承诺。在撤出亚洲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推出了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防务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以遏制中国向亚洲大陆南缘扩张为目标,以英美相互依赖为中心,以军事基地调整和防务责任分担为主要方式。这一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将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主导地位移交给以美国为首的盟友。总的来说,印太战略的政策逻辑与"多米诺骨牌理论"如出一辙,同时又带有浓厚的控制海洋、以海制陆的英帝国传统防务色彩。然而,由于英美两国之间存在政策重心和亚洲战略认知差异,印太战略在多边交涉中搁浅。另一方面,在英国推动下,印太战略留存了部分遗产。英美在印度洋修建的以迭戈加西亚基地为核心的基地群成为美国印度洋霸权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