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四声论与五言诗体的契合性之考察

作为永明体诗歌创作的重要理论根据,以及诗歌格律的诞生的前奏,沈约四声的理论,从诞生时便争议不断。前人对四声之平上去入的研究已近完备,理论的阐述已详尽其体,但太过关注于问题本身,往往便容易忽视问题的本源之所在。沈约在《答甄公论》中曾述曰:“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契。”为何沈氏在此强调五言诗与四声的关系?四声又是如何使得五言诗达到“流靡”与“华契”的地步?或许沈氏的这一段话是依据甄公所问而答,但《答甄公论》的完整文本我们已不可考据,我们不可知甄公完整所论为何,然我们可以窥见的是沈氏的四声论定然与五言诗有着某种特殊的契合关系,这也是本文的论点所在。

沈约年谱

南朝 (宋齐梁陈 )是继汉开唐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 ,为后来唐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方面 ,被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善诗能文 ,著作极丰 ,是永明体作家之一 ;精于音律 ,创四声八病之说 ,对五言古体诗向律诗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古今中外 ,都有为之作年谱者 ,然或语焉不详 ,或系年有误。本文梳理史料 ,爬罗剔抉 ,详加考核 ,撰成此谱。

论听觉审美观照下人名文化的音韵美

起名字时音韵之美与意蕴的重要性是并举的。所以起名时姓与名的组合既要符合意蕴之美,也要符合听觉的音韵之美。名字就是要让人呼唤和记忆的,只有好听的名字才会利于传播。而名字的好听与否与听觉审美文化传统又是密切关联的。质言之,只有符合听觉审美文化传统而具有音韵美的名字,才是最佳的名字。

沈约声律论管窥

钟嵘《诗品》将齐梁间文坛领袖沈约置于中品,且在序中攻击沈约颇为自负的声律学说,引起后世争议。通过对沈约及其声律学说的探讨,指出"四声八病"说虽然在草创之初不免有繁琐而多拘忌的毛病,但却是魏晋以降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跟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沈约声律论为后来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实属诗歌艺术规律的一项重大发现,是诗歌审美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从古体诗向格律诗演进的过程中,沈约实有开拓首创之功。

“宫体赋”论略

宫体赋是指梁朝宫体诗人创制的赋作，它代表着六朝骈体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从宫体赋的界定、宫体赋的内容及艺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宫体赋的内容以表现爱情题材为主，与宫体诗重“艳情”内容相比，多咏物寄情，具有清新自然的特点。它的艺术形式虽然具有“骈体”的基本特征，但在音韵对仗、隶事用典诸方面自具特色。宫体赋对唐代律赋发展、唐代诗歌的形式技巧以及唐诗文审美意象创造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

论六朝诗歌声律说的美感效应

在本文中,我试图对以永明时代四声八病说为代表的六朝诗歌声律模式的构想作一番简单的描述,并对它所可能引起的诗歌美感效应作一些理论上的分析。 应当说明,之所以称它为“构想”,是因为它并非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诗歌声律规范,而是一个从“不完美的缺陷”

论吴体诗

唐以后的吴体诗外延不断扩大,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其特征,唐代确为吴体的只有杜甫、皮日休和陆龟蒙的9首题标"吴体"诗。归纳七言永明声律规范,统计病犯数据,比对合律情况,结果显示:吴体专指七言八句平韵体,讲究对仗,四声分立,特别注重第四、七字四声相对(同平声除外),以及第七、十四字的平仄相对(首句入韵除外),句与句、联与联之间的声律联属度略低,由合律的单句随意堆叠而成,声律上属宽泛的永明声律。

永明体之我见

永明体是我国最早形成的格律诗歌。永明体的声律理论以平上去入为四声,用以制韵,它为五言近体诗的格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它的创作实践为五言近体诗的格律提供了完备的实际模式。

关于诗歌声律问题研究综述（2000—2019）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中声律问题的研究,既延续了二十世纪对四声八病发明者和佛经对其影响的探讨,又对声律和古代乐论五音等关系进行探究。部分学者认为,四声由周颙最先提出,沈约是重要实践者,八病是后人附会在沈约名下的。更多学者关注到四声与五音的关系,认为四声受到古代音乐中的五音的影响。在诗人创作上,更关注沈约和杜甫,肯定沈约和永明声律的意义,认为杜甫的拗律属于律诗。在文学批评上,对刘勰和钟嵘声律观进行了讨论。

沈约声律论新探

沈约以其声律论（四声八病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由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清叶燮《原诗》说:“沈约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诗筏》亦说:“休文复倡为声病之说,音韵稍促,遂开古体近体分途之渐。“他们明显地把声律论仅仅看作诗歌的形式问题。放后出版的的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六朝诗的选本中,对声律说的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形式主义”的论断。“沈约是发明四声、制定八病的主要人物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修辞理论(三)

(一)晋·葛洪有关修辞的论述①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氵岁)博富也。……今诗与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方之于士,并有德行,而一人偏长艺文,不可谓一例也;比之于女,俱体国色,而一人独闲百伎,不可混为无异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至于(?)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辎(车并)妍而又牢,未可谓之不及椎车也。书犹言也,若入谈语,故为知音;胡、越之接,终不相解,以此教戒,人岂知之哉?若言以易晓为辨,则书何故以难知为好哉?

聚焦桐城派的“声音之道”

声音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早在《尚书·尧典》中,即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初步将诗歌与音乐声律联系起来。南朝齐梁时期,沈约创立“四声八病”之说,刘勰《文心雕龙》专列《声律》篇,诗文声律论由此确立。此后,有关诗文声音的言说反复出现,益加丰富,而且往往融汇了“文气”说,其中唐代韩愈倡言“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影响后世甚大。

从自然音韵到永明声律

在我国诗歌史上,南朝时代是由自然音韵过渡到人工声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和对我国诗歌音乐美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的“永明声律”。一、诗文对声律的要求诗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乐工们依次为他演奏了诗三百篇的记载,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可证:“诗篇皆乐章也”,即《诗经》都是合乐的歌词。

古体诗与近体诗

我们平常所说的旧体诗,实际上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一般说来,人们习惯把唐以前出现的各种诗体称为古体诗,也称古诗或古风,如《古诗十九首》,古体诗要押韵,平仄和对仗没有明确要求,形式比较自由。也有人说,古体诗就是古代的自由诗。近体诗又称今体诗,萌芽于南北朝,南朝梁文学家沈约倡导诗歌的声律,提出“四声八病”的观点,自觉地运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协调诗的音律,主张作诗应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这是一大创举,到唐初就形成了近体诗。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为齐言诗,多为五言、七言,平仄有较严格的规定,律诗中间两联还要求对仗。

自觉与奠基:黄遵宪诗学的现代性发生

时至今日,中国诗学的发展成果蔚为大观:丰富而驳杂。从诗经到《离骚》、诸子百家诗学无不呈现出清晰的时代表征。刘《文心雕龙》,表明儒家文化已经赢得了正统的地位,魏晋时期诗体的格律与音韵学研究、“四声八病”的提出以及佛经翻译存在着严密的内在逻辑。

格律:古诗学习不可或缺的另一面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经》滥觞,《离骚》拓新;有汉一代,《乐府》《玉台》;唐诗宋词,巅峰高蹈;明清延继,"五四"变革。中华诗歌,正可谓源远流长。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都有其"形""义"两方面的特点。就诗歌而言,它在形式上的最大要求就是"格律"。南齐沈约提出"四声八病"论,被认为是诗歌格律的肇始。初唐沈佺期、宋之问实践"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主张,诗歌格律得以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