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南戏的“大团圆”现象表现特征及成因

指出"大团圆"的心理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独特的审美范式。阐述四大南戏中的"大团圆"现象表现特征,即表达美好愿景和因果报应观,从而产生"好事多磨"的戏剧效果。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成因主要为尚"圆"的传统观念、弱者的自我安慰及戏曲本身的教化功能。

“戏文三种”与“四大南戏”研究综述

对近代以来现存宋元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和“四大南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提出了对研究现状的一些看法 ,希望能为元杂剧。

中国古代“四大南戏”接受考论

宋元明清时期的"四大南戏"主要以案头和场上两种形式活跃于不同的受众群体之中。直接的"四大南戏"场上的接受材料虽然不多,但从文人的各种笔记、日记以及小说、诗文等著述中,仍然可以管窥到许多"四大南戏"的相关演出资料。此外,在不少留存至今的各类戏曲选本中,后世不仅可以看到场上的"四大南戏"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而且还可以大致体味出这几部著名作品的舞台面貌。至于"四大南戏"的案头接受情形,仅从其现知的各种版本就可以约略地推测出它们的受众群体的概貌及其受到的欢迎程度。其实,一度成为焦点的《琵琶记》和《拜月亭》艺术成就的高下之争,就是此期"四大南戏"广为受众欢迎的最好注脚。

论四大南戏的当代改编

作为传统剧目改编的范本，四大南戏的当代改编有四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一是大多数改编脱离原作的模式束缚，放弃原作的民间色彩，按照新的理念进行改编，那种当代的、个人化的创作风貌能否产生新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关键；二是对原作进行砍削枝蔓的选择与另设新局的取舍具有普遍性。但因此却形成了改编本筋瘦骨硬等欠缺；三是人物形象的增饰与作品意义的扩大，这往往因为改编者缺少人生体验与创作激情而引起增饰中的感染力的弱化；四是，在复活古典风韵的努力中，如何考虑现代审美意识的楔入。

四大南戏中的婚丧习俗

"四大南戏"是元代南戏中较著名的四部戏曲作品,即《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和《拜月亭》。在四大南戏中,有三部戏涉及到"入赘婚"。而丧礼情节的笔墨较少,主要体现在《荆钗记》中张氏江边祭奠钱玉莲、王十朋请道士为妻荐亡灵。这些婚丧习俗折射出传统文化观及对今天的影响。

论南戏《拜月亭》

《拜月亭》所写爱情为日久生情,而非一见钟情;既歌颂婚姻自主,又遵守社会规范;颂扬摆脱门第的爱情,赞赏为爱情反抗父命君命。剧中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相得益彰。剧中某些情节,就叙事角度而言,虽然看似枝蔓,但从戏剧的特点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看,还是有其重要价值的。陀满兴福与蒋瑞莲,在全剧情节展开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状元与戏曲

我国古代有不少状元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今存最古老的剧本宋末元初的南戏《张协状元》(南戏之祖)、《琵琶记》、早期民间甫戏《赵贞女》、《王魁》、“花部”剧目《清风亭》、《赛琵琶》(又名《秦香莲》、《铡美案》、《女审》。)这几部戏的故事,除了《琵琶记》,都是写某士人进京应试,得中状元,就背弃糟糠之妻。戏中通过负心状元,鞭挞封建统治阶级。

后南戏时代南戏主题的回流

南戏历经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思想主题不断演变。在雅俗共存阶段,南戏四大主题“忠”“孝”“节”“义”曾被士大夫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和自怨自艾所取代。进入后南戏时代,南戏的四大主题回流。四大主题回流的动力是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

元明清文学期末复习题

期末复习的主要依据是教学大纲、教材和电视授课内容.教学大纲不但提出了总的教学要求,而且明确规定了各章节的基本教学内容和重点学习作品篇目.

论“荆刘拜杀”之称的经典化历程

《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并不都为明代文人所重,然而它们是民间戏班常见、常演的剧目。“荆刘拜杀”之称兴起于一些梨园班社,至少在晚明之时进入文人曲家的视野,并由此开始了“经典化”的历程。晚明一些文人以“荆刘拜杀”为论述曲学观念的工具,并给予其“四大家”的美誉;另一些文人则斥此说为无稽之谈。降及清代,“荆刘拜杀”之论更为普遍,被不少文人看作“识曲者”间的成说。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荆刘拜杀”之说常被谈及,但是明清文人论曲、选曲还没有以“荆刘拜杀”为戏文“四大名著”的意识。这种状况到了民国年间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荆刘拜杀”成为了探讨戏文作品无法绕过的话题,也对刊刻出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至此“荆刘拜杀”之称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

《琵琶记》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可以一言蔽之:元代戏曲之殿军,明清戏曲之先声。高则诚如同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位巨人但丁,站在时代的分界线上,面向着未来。

“南北曲”——清“内廷”昆弋两腔“同台”演剧的基石——兼论昆弋“同体”现象的特殊性

"南北曲"的"场下之曲"与"场上之曲"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词、格、曲、腔、戏"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上承两汉以来"旧乐府"之"歌辞体",下启宋元以来"新乐府"之"曲牌体"。在这个"大系统"里,诸如"南戏诸调""北曲诸剧""明清诸传奇"及"四大声腔"等都是这个"大系统"中风格各异的南北"子系统"。各南北"子系统"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影响、相互传承、此消彼长的关系。任何孤立地、割裂地、静止地看待"大系统"中的各南北"子系统"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因此,在中国戏曲史的有关表述中,称"南北曲"而非清"内廷"中某一、二种声腔为中国传统文化"乐府楷式""诸体咸备""传承有序""嗣续周正"的代表似更为全面、科学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