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

鲁诗"四始"说不仅是对鲁诗诗学价值的最早定位,同时也是对汉代诗学意义的首次系统化表达。然而从清代开始,"四始"说被视为无人能解的学术之谜,通过对"四始"说与孟子诗学观的比较会发现,鲁诗"四始"说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的继承。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诗"四始"说的真正内涵,也有助于理清孟子与鲁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之间的诗学渊源。

《史记》“四始”论溯源

"四始"是传统诗经学的重要概念,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四始"论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四始"论的渊源和根本依据当于周代礼典用诗和先秦儒家《诗》学中求索。从周代重要礼仪用诗所寄寓的政治内涵,到先秦儒家通过论述这些诗篇所阐发的政治思想,再到汉代经学以"四始"总结提升这些诗篇的政治义理,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史记》"四始"论作为汉代诗经学的纲领性理论,是对周代仪式乐歌政治用意和先秦儒家政教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从古代恋歌到四始之首——《关雎》古义之改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关于诗的主旨,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关雎》并不是一首普通的青年男女的恋歌,而是一首反映贵族阶层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它之所以能够从古代恋歌升华到"四始之首",之所以能从它的本义改变到文化义,秘密就在于"关雎之改",其"取冠三百"的文学地位是由它的文化命运所决定的。

《毛诗序》“四始”解——善阁读《诗》记(四)

"四始"是毛公总结出的作诗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要求诗人把诗歌创作和国家的命运、王道的兴废结合起来。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四始"无关。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试析《毛诗正义》对“四始”“六义”的再阐释

《毛诗正义》对汉魏晋南北朝的《诗》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详细的阐释,其对"四始"和"六义"的再阐释值得关注。虽然其阐释体现出或多或少的文学观念,但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它来引申阐发唐儒的政教《诗》学观,以求凸显政治教化的儒家思想以服务于唐王朝的统治。

《诗古微》对《齐诗》四始五际的发明

在《诗古微》中,魏源发明四始说,基本上不引《齐诗》之说,这与三家诗的四始说的内容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是,魏源并不否定《齐诗》的四始说,只是与五际联系在一起相发明的。四始五际强调的是革命一说,这是魏源四始五际说的要害与实质,也是其时代价值所在。而对《齐诗》的齐学怪诞之说不加分析的维护,则是魏源发明《齐诗》学的不足。

冯浩菲四始述评评议

冯浩菲对历代关于四始的论述尚有一些可补充和值得讨论的地方:《毛诗》说脱离原来的现实政治宗旨,成为纯粹的学术话题;《史记》说语焉不详;《诗纬》说提到的有限的诗篇只是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小元素。这种译"述"加"评"的结构,优点是条理清楚,但其毕竟不是史,而四始是历史概念,缺乏对四始相关历史的说明势必增加对四始理解的难度。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正诗。"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诗大序》明确提出了"正始"的概念,毛诗的"正"就是"始","始"就是"正",故曰"正始"。"四始"是《诗》之纲领。"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魏源《诗经》“四始说”述要

“四始说”是诗经学重要名词之一,魏源在《诗古微》中根据古代诗乐演奏的特点等对“四始”作了权威性的诠释,有可取之处但不可尽信。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论《本事诗》之“七题犹四始”说

《本事诗》一书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题分条记述诗人诗作的事实原委,其序所言"七题犹四始",符合了上层统治者尚经重史的要求,内容上继承创新了四始即风、雅、颂的编撰方法,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展了四始的政治教化及其交际功能。

《诗经》“四始”解

《诗经》"四始"之说在四家《诗》及《诗纬》中各有不同的解释,后世学者对此多未详加考论,或简单解释,或混杂而谈,或单执一面。通过具体而详细的文献考证,可以看到真正有明确文献记载和根据的只有以《诗大序》说为代表的《毛诗》说、以《史记》说为代表的《鲁诗》说和《诗纬》说。《毛诗》与《鲁诗》说通义在于立足于《诗经》四部,而《诗纬》则杂糅了阴阳五行、律历等庞杂的内容。从中也可以看到各家解《诗》的不同特点。

四始彪炳 六义环深——刘勰论风雅颂与赋比兴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里程碑式巨著,对后世文学批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并以其体大思精的系统性、深刻性对"六义"问题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思考,如对风雅颂所作用的对象"人"与"神"做了更为明确的区分;从远源和近源审视赋体形成过程,眼光独到而深刻;对赋"体用一体"的论述也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相一致;以及对比兴概念的界定,对比兴艺术手法审美特征的精彩言说等。试从上述刘勰对风雅颂与赋比兴阐发的独特视角入手,探讨其对"六义"理论的贡献。

“四始”新证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以及马王堆帛书《五行》、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探索孔子及其后学对《诗经》中《国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的评价。经分析,得知孔子及其后学分别看重这几首诗中所包含、强调的夫妇、君臣、天人、父子关系,即是儒家所极为看重的“六位”和“天人”关系。由此推断《诗经》的“四始”问题,与孔子或其后学有关。

重论“四始”

"四始"体现儒门早期诗论的深意。它不仅仅关乎技术层面的体例和编排,而且关乎篇意论定和典范作品的确立,关乎推崇说诗者的美学原则,使范例成为规范,由此而创生出一个关于诗的意识形态。这个关于诗的意识形态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的土壤的。五四新观念传入,转而将"三百篇"看成民歌民谣,虽有合理性,但也遮蔽颇多。

“四始”说考论

"四始"是先秦理论言说的一种范式。司马迁《史记》载有孔子《诗》说的"四始"论,因为《诗经》学的广泛影响而为学者所熟知;"四始"说并不是《诗经》所独有,古代的占岁术也有"四始"说,后人又总结出了气之"四始"以及《尚书》之"四始"说。作为一种言说范式的"四始"说颇具理论意义。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郅支单于兵九"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而"郅支单于兵九"的收藏与使西域骑都尉甘延寿有关。

《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研究综述

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1)的出土推动了西汉军事制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武库制度、兵车器制度两个方面。此外,《兵车器集簿》还为研究汉代文字、词语,使节等问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本文试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一番梳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