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地方士绅与官僚内部利益之争

在旧中国铁路作为先进交通工具扮演着重要角色,铁路修筑权与经营权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1904年清政府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客到商人,开始争夺川汉铁路的筑路权。1910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引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是四川绅民以争取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同各派政治势力展开的一场争夺战,进而导致了各派利益的冲突,最终在各方因素影响下共同促成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开展。

危局中的官场纷嚣与内耗——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因应与宣统政情

端方出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后,不甚情愿,意在鄂督之位,直到《川汉、粤汉铁路收回国有详细办法》制定后始奉旨出都南下。后因川督赵尔丰俯顺舆情种种举措影响川路收归国有,端方联合盛宣怀、载泽奏派重臣赴川查办路事。在重臣人选上,端方先后推荐袁世凯、瑞澂,且明言己必须回避,而盛宣怀有意商请端方前往。俟载沣于瑞澂、端方中选派端方赴川查办,端方奏陈另简大臣为正当办法,意在驱使鄂督瑞澂赴川查办而己取鄂督之位。俟川势危迫,端方对赴川查办意存推诿,盛宣怀遂有改派岑春煊赴川查办之议。迨载沣明谕川督之位动摇,端方骤变消极赴川态度,与岑春煊争相入川,概意取川督之位。盛宣怀、载泽亦在岑策不符己意时,转而支持端方赴川。端方入川后先行前往重庆且逗留月余,完全采取缓和政策,与赵尔丰围绕“成都血案”履职是否正当问题展开互讦,清政府内部矛盾歧异遂构成成都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端方应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变化及其与盛宣怀、赵尔丰等人的政见歧异,凸显出清政府内部权势之争与矛盾歧异,反映了末世王朝政治秩序的失范。

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曾经呈现出和平争路的态势,其基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运动的领导者依据对借款合同的研究,提出了"破约保路"宗旨及相应的恃法抗争举措。他们交替使用合法与非法手段,既动员了四川各阶层民众,也在一段时间内争取了四川地方政府的同情。在与清朝中央政府反复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四川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峙态势与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随之形成。

四川保路运动:巴蜀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

四川保路运动是巴蜀文化性质发生裂变,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标志,是百年来中华文化由古典时代进入现代化时代的标志。它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化意识的加速与市民意识的转换、巴蜀文化对西方民主意识的吐纳与民族革命精神的突起、巴蜀古史的救国主义新解读与巴蜀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三大方面。它为百年来的民族文化觉醒与复兴开启了大幕,也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将来的去向指示了路标。

外国人士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即时观察与反应

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利用中文史料较多而外文史料较少,且多从国人观察问题的视角出发。而利用翻译出版的有关外文史料,从外国人士即时观察与反应的视角,就成渝两地保路运动的兴起、罢市抗税、成都血案、四川新军动向以及外国人士反应等事件、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可以丰富四川保路运动的面相。

从社会运动视角解读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从社会运动的视角剖析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的原因,主要有近代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清朝政府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近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在四川保路运动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规范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其主要启示是:四川保路运动在现代化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在解决社会矛盾时不能采取强力,要注意因势利导。

罗纶与四川保路运动

罗纶领衔制订的《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代表了绅商们的意见和要求,使人们失去的信心得到恢复。他谋划、组织成立保路同志会,使保路运动在四川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下去,对全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之转变——兼谈资州起义若干问题

1911年5月,清政府在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旨后不久便重新起用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最初坚决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也较为强硬。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不断发展,清政府决定派端方入川查办。受清廷对四川保路运动处置办法的适时变化、朝野上下主张对四川保路运动采取和平方式、端方入川前后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端方与赵尔丰、岑春煊等人的矛盾斗争等因素影响,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也渐趋温和,转变为采取和平手段宽大处理、一定程度满足四川人民要求。但这未能阻止四川保路运动的迅猛发展,端方本人最终也难逃厄运,于11月27日夜在四川资州被起义的鄂军杀害。

论绅商与地方政府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合作与纷争

四川保路运动是晚清政府面临的重大社会危机之一,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和发展以至高涨,除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处置举措失当之外,还与四川地方政府与新兴阶层——绅商在保路运动中的合作与斗争关系有关。通过分析绅商与地方政府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既合作又纷争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四川保路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罗纶

同盟会、哥老会加入保路同志会,使保路同志会成为各阶层人士大联合的组织。四川保路运动由"文明争路"发展成席卷全川的罢市、罢课风潮和抗粮抗捐的行动,表明革命形势已酝酿成熟。在这个过程中,罗纶功不可没。

试从组织体制探讨哥老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与不足

哥老会是清末三大帮会之一,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关于哥老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本文试从其组织体制这一方面来探讨其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与不足。

四川保路运动中罗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保路运动",无数史料将其视作武昌起义的导火索,认为其为武昌起义的爆发提供了机遇,也创造了条件。然而在彼时一系列的斗争、转变以及革命发展过程中,1911年8月于资州召开的"罗泉会议"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加速整个运动开展的"催化剂"。百年历史对罗泉会议的召开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本文将通过对保路运动期间,革命派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进一步讨论四川保路运动中罗泉会议的历史地位。

川汉铁路股款亏蚀问题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

川汉铁路自筹款开办以来就存在严重的股款亏蚀问题,累计银额达数百万两,四川州县租股局和成都川路总公司的当事路绅对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保护既得利益不被干涉和非法利益不被查处,成都路绅先后回避、拒绝和反对清廷的收路查账旨意及干路国有政策,同时还“打倒”了提出保款主张和附股方案的同乡京官。这些矛盾冲突背后的利益之争作为一大动因,直接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与湘、鄂、粤三省路事风潮的不同走向。

川汉铁路股款亏蚀问题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

由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所引发的川、湘、鄂、粤四省保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导火索,是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其成因、演变和影响等进行了诸多论述。但既有研究相对侧重于对清廷干路国有政策、四国铁路借款合同、邮传部收路办法等“外因”的辩析,对四省铁路自身成败、士绅内部意见分歧等“内因”的探讨似稍显薄弱。

四川学生运动在保路运动中的贡献

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其中学生运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生运动主体为留日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他们通过讨论时事、参加和发展革命政治团体、鼓动群众和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等行动,为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提出了政治主张,提供了革命骨干力量,推动保路运动向着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方向快速前进。

邓孝可与四川保路运动

最早,我们是在民国年间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新民报》创办人之一邓季惺先生的自传中看到邓孝可这个名字的,他是邓季惺的伯父。后来听邓季惺的子女吴敬琏姐弟叙说家族历史时,谈到过这个"大外公",第一印象是他娶了好几房太太,孩子们根据她们的姓氏,唤她们为"苏外婆"、"郭外婆"……据说其中一个太太还是旗人。

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四川袍哥广泛参加的反清爱国运动。一条铁路使经济利益、地方意识和国家情怀交织,将四川人空前一致地团结在一起,独立的四川意识觉醒了。在保路运动中,四川袍哥组织"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拉开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序幕,是武昌起义的最直接导火线,也为同盟会领导四川武装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布衣铁骨 德之大者

他寒窗苦读、积极投身革命,官至省长却还要卖掉祖产清还债务;他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坚持团结抗日主张,积极实践民主精神;他出任新中张澜自传国领导人,开国大典上仍身着布衫……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毛主席称他为“与日俱进的一面旗帜”。

尹昌衡: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革命与归隐

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中国两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分别代表了变革中国的两种政治取向。保守相对于激进而言,非“保守派”或“旧派”之意。清季民初,中国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保守主义如同空中楼阁,难以在现实中找到立足点。反之,激进主义不断扩大政治舞台,以致保守者的命运不得不同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有时竟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政治与文化思想保守的尹昌衡,从“忠清”到“反清”,最后被迫“归隐”的人生经历,恰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在不断激进的革命潮流中难以立足的写照。

关于选举颜楷为股东特别会会长的时间和人数问题

对选举颜楷为股东特别会会长的时间和人数有的说法不准确。其正确的时间应为1911年8月5日,人数是六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