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景描写看四川小说现代性——以李劼人《死水微澜》为核心

风景描写是现代白话小说的现代性标识之一,是小说美学判别的重要标准。广义的风景包含自然与人文景观、风俗、风情。李劼人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具前现代风情、地方民族志类风景风俗描写,语言新式。然存在现代性不足的问题:风情描写反映出世俗价值的胜利,风景风俗描写忽略了向内转与现代主体诗性的抒发。

21世纪四川小说创作的整体状貌与典型症候

四川具有独特的地形、地貌特征,也蕴育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均有大批作家活跃在文坛上,成为中国文化中一道灿烂的风景。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貌,表现出了一些典型的特征,但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表现艺术

四川现代乡土小说是在丰厚的巴蜀文化的土壤中孕育产生的,其独具特色的表现艺术,如客观、冷静的写实性讽刺艺术,形象生动、独具表现功能的“川味”方言,以故事性见长的叙事结构等,无不彰显着巴蜀地域文化基因的影响,这是从艺术形式方面对巴蜀独特的地域文化意蕴所作出的诠释。

理性的负轻与生命的张扬——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论略

在四川现代乡土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中,女性形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群。由于远处西僻之地,较少受到封建礼法、宗法文化的熏习,她们少有理性的负重与道德的桎梏,热烈而大胆地追求并享受着实实在在的世俗性生活与爱情;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毫无忌惮、泼野执著地展示着她们蓬勃张扬、鲜活本真的生存欲望与生命强力。

茅盾文学奖获奖家族中的四川小说

笔者通过对历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的梳理,结合各届评选活动的文学创作背景,探讨了四川文学创作在冲刺“茅奖”评选活动中的成功与遗憾,从而思考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与四川文学发展的一些问题。

论20世纪20年代四川现代乡土小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被遗忘"症候,即便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仍然存在。"五四"四川乡土小说被遗忘便是一个案例。事实上,在鲁迅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作家已创作了包括长、短篇小说在内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均具特色和影响的乡土小说。文学史叙述不能绕过作为"五四"乡土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四川乡土小说,应当重建文学史整体性和包容性的叙述原则。

论四川乡土小说中“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

四围环山,中间为沃野良田的盆地环境,使得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养成了安逸享乐的性情。同时,封闭的自然环境也阻隔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入,形成了川地百姓闭塞和偏狭的心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川地百姓形成了自由放任的独立精神,保留了自由不羁的天性。四川乡土小说世界中蜀人的保守与叛逆、豪爽与狡黠、蛮野与卑琐的生命特色都能在这种地域文化中找到渊源。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选材特色和表现方式观照着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完成着现代四川乡土小说的地域指认。他们既颂扬着巴蜀子民鲜活的生命意识,也揶揄、批判着他们的耽于享乐、争斗内耗,及其在落后、封闭的文化传统支配下"洄水沱"式的生命形态。

蓬勃张扬的生命强力——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强势人物形象分析

作为巴蜀文化精英,李人、沙汀、周文、艾芜、罗淑等这些眷恋着也以批判的眼光谛视着自己乡土的巴蜀作家,各以自己的生命存在形式和作品人物展示、张扬着巴蜀不屈的生命意识。他们的乡土小说通过并不复杂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画廊,如横行无忌、油滑处世的地方官僚、军阀;豪侠仗义、粗犷蛮野的袍哥、土匪等,这些强势群体以其带有浓郁巴蜀地域文化色彩的性格特征展现着让人钦佩的生命激情和令人瞠目的无法无天,充溢着蓬勃张扬的生命强力。

四川乡土小说《蓬州商号》的民俗描写及其人文意蕴研究

四川乡土小说《蓬州商号》以文学艺术笔法描绘川北蓬州等地浓郁的风土人情,其方言土语、民间歌谣、合八字、船工号子、哭嫁回门、生育习俗、敬仰财神、贞节牌坊与禁忌、风水习俗、南华宫、吊脚楼、腊八饭等充实了小说题材内容,展现了蓬州乡土文化丰富的内涵和人文意蕴,增加了小说诗化叙事和田园化抒情等特质,予人以独特的乡土人文艺术享受,避免了小说创作情节结构和人物语言的简单抄袭、人物个性与命运的重复模仿、环境塑造与表现形式的照抄照搬。

论四川宣讲小说集群之成因及特征

晚清宣讲小说是以康熙《圣谕十六条》为旨归,阐发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文本。四川宣讲小说产生于晚清四川境内,具有空间聚集、时间集中和创作主体意愿趋同的“集群性”。究其成因,有四川文化空间上的封闭性和趋同性,顺应晚清“圣谕”宣讲“普适性”的改革和小说编创者强烈的、一致的著述意愿等方面。集群的四川宣讲小说有其独特性,表现为保留大量的四川方言俗语和民俗资料;保留案头阅读之外的说唱艺术价值;存在不同作品间互相摘录、援引或改编、重写同一故事的情况。

现代性话语影响下的四川乡土叙事与女性形象建构

现代性话语是引发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语形态,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形象。四川乡土小说已有80多年历史,乡土以相当具有差异性的方式被叙述,也出现了众多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本文将四川乡土叙事与女性形象的建构纳入现代性话语与乡土话语相遇的不同"场景"中,分析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和1990年以来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四川乡土小说的代表性文本如何在话语的"相遇"中建构乡土和女性形象。

二分法与三把火——四川文学70年中短篇小说发展述评

与国家发展大势相关,70年来的四川中短篇小说面貌也呈现出1949—1978年的前30年和1979年后的40年阶段性区别,而且,鉴于四川小说前30年阶段承接现代文学的大家较多,后40年作家换代而产生的差别也就更为明显。前30年,四川作家在主流政治文化表达之外也暗涌着个人化的细流,而在历史的回顾中这种细流尤具价值,鉴于两者间潜藏的对抗性矛盾,故以二分法目之。后40年的四川小说更多解放出地域文化的个性活力,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关注、城市市民文化下的消费与浪漫想象、文学藏彝走廊的崛起贡献出四川小说的三大驱动力,这既是来自不同生活领域而成的三足鼎,也是动力机制上层层推进、有接力之效的三级火箭。

坚守乡村图景书写的意义

从"新时期"这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概念讲,四川小说30年以来,是以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始的。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降,四川小说的一个重要构件,即四川小说对乡村图景书写的熟稔和痴迷。这不仅是四川文学最为凝重和华丽的篇章,也是中国文学近30年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无论在文本方面,还是在揭橥中国农村(以及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变革、社会风俗和人的际遇等方面,从英年早逝的周克芹到新近的罗伟章等一大批四川小说家,都付出了值得历史书写的努力并取得了实绩。

论百年四川乡土小说的军阀叙事

军阀叙事是四川乡土文学自发轫以来绵延不绝的一个叙事传统。它通过对军阀暴力统治的书写,揭露出四川地方和乡村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经受的历史创伤,表达了四川作家们对地域暴力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反军阀统治的现代化实践,其书写带有明显的"文史互证"倾向。然而这种军阀叙事独特的文学价值还未完全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因此,本文旨在打捞乡土小说中悲情难抑、沉痛发力的军阀叙事,通过分析其中的四川军阀及其特征,来探索其背后独具特色的地方经验及历史意义。

局部抗战期的四川抗战小说检视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局部抗战时期的四川抗战小说创作表现出了中国作家天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体现出四川作家与国家、民族、时代同脉的崇高的思想品德。无论是沙汀、艾芜,还是早期投身革命、作为左翼文学重要作家的阳翰笙、王余杞以及留学日本的沈起予等,面对民族危难的时刻,都以自己手中的笔承载起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精神,呼应了时代的主题。虽然其中的艺术水平不尽一致,但还是有力地声援了中国人民抗敌卫国的爱国热潮,鼓舞了中华儿女抗战到底的民族决心,弘扬了民族解放独立富强的历史心声,为日后更多作家自觉走上抗战文学道路构架了艺术的桥梁。

全面抗战后期四川抗战小说检视

从1943年12月1日到1945年8月15日,为全面抗战后期。此时的四川抗战小说,大体可分为直接呈现战斗场面与塑造英雄形象、表现知识青年在时代与面前的命运与抉择、大后方的现实挤压与知识者的不同立场诉求等三大类。后两者虽未直接表达对敌人的愤恨,对英雄的颂扬,却通过叙述个体心理转变、讽刺战时官僚腐败、展现后方民众生活实景等视角,传递出作者对于抗战的瞩望与焦虑,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与对民族未来的关切之情。这些个人经验的传达,标志着本期四川抗战小说具有了更为独特的意味和更为开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