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川通志》版本及价值考述

雍正《四川通志》是清代四川第二部通志,全面总结了清初四川地区社会发展的全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志成书后连续四年校、补、增,存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乾隆元年(1736)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抄本等版本,在清代三部四川省志中版本最多。但此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一些著作仅列举部分版本。笔者在国家图书馆首次发现雍正《四川通志》初刻本,与其他各版本有一定区别,由此厘清了各版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雍正《四川通志》多个版本的比较分析,可清晰看到清代前期朝廷对四川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变化的历程,以及清代雍正时期四川地区的全面情况。雍正《四川通志》在乾隆初补增后,之前修纂的多个版本并未得到较好保存和流传。目前国家图书馆保存的雍正《四川通志》版本最全,为该志版本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笔者对雍正《四川通志》现存版本全面梳理,分析各版本的特点,揭示其文献价值和流传情况。

(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考辨三篇

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典籍《尚书注》无卷数,存于卷百八十三经部(书类);《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存于卷百八十四史部(正史类);《元包》五卷,存于卷百八十五子部(数术类)。笔者采用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从书目卷数、提要内容、作者时代、归属类别等方面出发对这三部典籍进行考辨,校正讹误,考证源流,在与其他目录著作对校的过程中进行梳理,力图有所补正。

宋育仁与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

宋育仁作为四川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其经学研究的相关著作世之所详,其所创办的《渝报》、《蜀报》等,开四川近代报刊之先,兴办近代企业于四川的工商业、经济史颇具影响,多为所论。然其所主持纂修的,在四川文献编纂史、方志史、文化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重修四川通志》,因其未能刊印行世而论之者少,文章探讨和评述了宋氏及其所编纂的《重修四川通志》。

《四川通志》所反映的元明清移民历史记忆

元明清时期的四川移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近年来，在对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移民历史等史实性的研究基础上．有些学者把历史记忆、移民传说等概念引入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果。本文以嘉庆版《四川通志·舆地志》中载录的有关元明清时期的墓志为研究对象，阐述迁川移民后裔是如何构建其祖籍记忆的。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内容特色及历史地位

嘉庆《四川通志》是清代第三部四川省志,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行,其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为《西域志》。此“西域”以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对西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诸多方面情况全面记载。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实为一部名实相符、体例较为完备、内容宏富、资料丰富的官修西藏地方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高潮中集大成者。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独设汉藏人物传记,摘引了反映清王朝治藏战略的重要官书,收录了四川本地特有文献和大量咏藏诗词,多角度记述了清代川藏行政划界,推动了清代四川省修纂西藏方志体系的最终形成。该志的成书标志着清代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后的再次整合,也推动了之后西藏地方志发展的新趋势,对民国时期康藏史地研究亦有一定影响。

清修《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考论三篇

本文对清代所修《四川通志·经籍志·集部》所著录的三部典籍进行了考论。对《扬雄集》，考历代《史志》对雄集的著录、《扬雄集》卷数、扬雄诸《箴》的情况；对《花蕊夫人诗》，考花蕊夫人姓氏、其《宫词》与王建《宫词》的关系；对《苏学士集》。

嘉庆《四川通志》中的成都杜甫草堂历史资料综述

本文基于嘉庆版《四川通志》,分五个方面对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与创作,以及成都草堂、草堂寺(梵安寺)和浣花祠的建设发展等文献信息进行梳理、分析,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对成都杜甫草堂的认识,推动杜甫及其成都草堂的研究。

清代前中期四川地区女性的教育途径——以清嘉庆《四川通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嘉庆年间常明、杨芳灿等修纂的《四川通志》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详尽记录了四川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对于女性教育的记述虽然不多,但反映了当时四川女性教育的概貌。清代四川女性教育普遍处于边缘化状态,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经济条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教育途径以家庭私塾教育为主,教育内容为女红、祭礼、传统美德等。部分士族家庭或有例外,会给女性提供传统家庭教育外的艺术教育,出现了一批才女。女性教育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性别意义。

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崇拜现象初探——以明清四川省志为例

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统计,今存完整的明清四川省志共有七部,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记载大致分为生平行迹、诏令奏议、遗迹、名物、轶事、祠庙、风俗、艺文八个类别。虽然数量不少,但志书对诸葛亮相关内容的收录是不系统、不全面且存在较大随意性的。这些记载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附会,这也是诸葛亮崇拜的一种体现。从地方文化现象与方志文献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这一角度而言,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与诸葛亮崇拜现象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考论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是清代西藏方志中所载西藏地情内容最多者。经笔者考证,该志实际编纂者为汪仲洋,其广泛参考官修通史通志类著作,大量引用松筠《西招图略》等私人涉藏诗文作品,并在编纂门类方面有所创新。虽存在信息滞后、内容错漏及引用不当等问题,但该志较为全面地记录了雍正末期至嘉庆初期西藏的历史发展与地情变化,对之后西藏方志编纂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抗战建国”与方志文化——以四川省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国知识制度鼎革、社会剧烈变动背景下的方志文化,承担了传承历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以及鼓舞社会民众抗战建国的重大历史使命.以四川省通志馆为切入点,考察时人以“抗战建国”和“保存文献”为宗旨开展省志编修的历史,旨在探索传统修志理念的转变与近代方志的革新,揭示通志馆上下、内外的利益纠葛及其与国民政府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窥探民国“乱世修志”背景下的历史样态.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进程，一般史籍论述过于简单，以为移民浪潮的兴起，全由经济优惠政策一种手段；且缺乏详尽、准确的移民统计。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分期、分区分析和阐释，可粗略测算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人数超过５００万。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与清朝初年筹建、维系四川地方政权的行政调控息息相关，而后来四川人口的过度膨胀。

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粮食问题(上)

清初四川人口的迅速增加,对经过战乱而人烟稀少、社会残破的四川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然随着不可遏制的人口持续上升,这种社会发展的动力渐变为社会的沉重负担。对人口问题的考察往往是研究社会的起点,而统计资料又是我们研究人口问题最重要的依据。但遗憾的是,清代关于四川人口和耕地的统计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1898年川省册载人口高达8475万人,而同期册载耕地仅4706万亩,即人均耕地仅0.56亩。难道这样少的耕地能容纳如此众多人口的生存?而且这一人口数已达到本世纪70年代的四川人口水平。

清代四川的榷关

榷关,即历代关市之征,是封建政府的主要抑商手段和重要财源。清代前期,由于实行“诱而征之”的方针,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恢复发展,中期以后,关务腐败,吏治不修,榷关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本文试对清代四川榷关制度略作考察,以期加深对于商品经济兴衰原因的了解。

清代四川的人地矛盾、生态恶化及其对策

清代四川的人地矛盾、生态恶化及其对策陈国生当今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人口激增、资源短缺和灾害频繁三个问题。人类如何协调好与自然的关系，找到消除和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的办法，已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一定历...

对清代前期四川储粮的考察

对清代前期四川储粮的考察赵永康明清交替的战火以及继之而来的干旱、瘟疫，使得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千万人口死亡殆尽。顺治四年（公元１６４７年），、“四川大饥，民互相食”￣［１］；顺治五年，极目尽是良田沃野的富顺、巴县等地，“斗米数十金亦无卖者。...

古代四川灾害史考论

有关古代四川灾害史的史料,最集中者莫过于《四川通志》(下简称《通志》).《通志》第八册《祥异》汇集了各类正史的有关史料,其可靠性较强,也正如编者所云:“兹编悉采自正史,余不滥入,惧失实也.”考据《通志》,古代四川最早的灾害是发生在西汉高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正月至八月,当时武都(西汉置,其辖境历代都有变化,大致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西和等地,当时被视为益州辖区)发生山崩,造成760人的死亡.最晚的灾害记载是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当时打箭炉(相当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宁静山以东地区)明正司地区的海子(内陆湖)决口,大水冲毁城郭并波及沪定等大片地区.在这约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川共发生了243次灾害,其中地震61次,水灾49次,旱灾34次,风雪雨雹15次,瘟疫6次,虫灾5次,饥灾24次,火灾16次,陨石3次.在九类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的是地震、水灾、旱灾,次之为风雪雨雹、饥荒、火灾,最少的是瘟疫、虫灾、陨石.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具体分析地震、水灾、旱灾三大自然灾害.一、地震《通志》有关史料在谈到灾害轻重程度时。

各民族共同守护边疆的实证:拉萨布达拉山噶尔弼汉文摩崖文本及价值

噶尔弼汉文摩崖位于西藏拉萨布达拉宫之红山东侧,是清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1720-1722)驱准保藏中南路清军将领噶尔弼所撰刻,是此次行动后刻制于西藏拉萨的汉文摩崖六处之一。噶尔弼汉文摩崖在六处摩崖中唯一记载康熙末第二次驱准保藏中南路清军首次由川藏道入藏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该摩崖刻制后,经入藏官员人士收集,以“用昭万世摩崖”“征西将军噶碑”“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前藏布达拉山东崖下第一碑文”等名流传于世。文章依据驻藏大臣著作、川藏地方志所录碑(摩崖)文,根据仵君魁、邓锐龄二位先生的识读与考证,对此摩崖内容及流传文本等作进一步研究,分析噶尔弼汉文摩崖为何出现多个文本,梳理对比不同文本,指出雍正《四川通志》所载文本对后世的影响,探讨此摩崖在补史证史、清代川藏道开辟、推动汉藏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的价值。

二千年间四川人口概况

人口大幅度的增减,对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认真研究本国、本民族的人口问题,乃至于研究全世界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制定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以控制人口的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