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之所必资”——四库馆臣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接受与评判

《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陈振孙为其私人藏书所编纂的书目,是宋代三大私人藏书目录中成书最晚的一部,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提要撰写或简或繁因书而异,对后代书目编纂产生重大影响,是考察宋代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依据。自成书后,流传坎坷,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为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参考。四库馆臣对其类目设置、分类体系以及提要撰写模式多有借鉴,同时对其字句舛误与失考之处也有所指摘批评。

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四库馆臣对《礼部志稿》的删改及其政治寓意

《礼部志稿》是明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是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记载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朝将其收入《四库全书》,说明满清统治者对明代礼乐制度的认同与传承,但又不满于书中关于四夷,尤其是女直、元、蒙的"虏夷化"记载,于是对其进行删改。其目的一是为元、蒙"去胡虏化",二是隐匿女直臣属于明朝的史迹,三是改译四夷名物称谓,为虏夷"正名"。通过上述删改,来消除以往史籍对元、蒙、西域等少数民族记载中体现的"虏夷"色彩,重塑其形象,以利于清朝统治。尤其是为四夷名物"正名"之举,不仅见于《礼部志稿》一书,亦见于四库其他著录书籍,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影响深远,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形象工程",但也造成了异代四夷名物称谓的断裂。

论纪昀及四库馆臣的音乐思想

清代大学者纪昀及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为一百余种近千卷音乐文献撰写了两万多字的书目。在这些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崇雅黜俗、厚古薄今、重道轻技的音乐思想。这些观点代表了清代官方正统的音乐思想,与清代其他个人的音乐论著相比,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由于《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为目录学著作,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学者对其中有关音乐论述的关注与利用尚有待加强。

四库馆《永乐大典》缺卷考

四库馆《永乐大典》所缺卷次,有两种目录详细记载。目录证明四库馆时《永乐大典》缺二千四百零四卷的记载有误,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的记载更加可靠,亦为考量《四库全书》中"水乐大典本"价值提供了文献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未载四库馆《永乐大典》本辑佚书考

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这些辑本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所在。其中部分辑本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并署“永乐大典本”；一些辑本《总目》著录，但未署“永乐大典本”，如《尚书全解》、《大戴礼记》、《春秋纲领》、《道命录》、《营造法式》、《道德经》、《雪坡集》、《丹阳词》等八种。更有一些辑本《总目》并未著录，此类辑本是确定四库馆臣辑佚书数量，考量其辑佚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分类的早期认知——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谈起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四库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处于四库馆臣纂修分类稿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过渡阶段,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撰者在对前代书目分类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反映了四库馆臣对传统学术史和学术体系的基本建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残本著录宋人笔记94种,并对这些笔记的书名、著者、版本及真伪等问题做了考订辨析,也就部分笔记在传布过程中的卷帙篇幅、文字增删等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考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著录情况,有助于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早期认知,进而全面窥探其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

论四库馆内外学术的开新

乾隆四库修书,汉学达至独尊地位,四库馆内外的声气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实际上,四库馆内外是存在新声的。四库馆内外汉学的开新,得追溯到黄宗羲、顾炎武等身上。黄宗羲、顾炎武等是清代汉学的开山,但发展到乾嘉时的汉学,却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最初所提倡的汉学并不尽一致。汉学,其实并非一成不变,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在四库修书使汉学独尊之际,新的学术也同时潜滋暗长着。基于此,文章就四库馆内外学者对汉学开新而生出的新学术,即汉宋兼采、今文经学、边疆史地等展开论述。

四库馆开、闭馆时间考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式开始编修的,稍后四库馆正式开馆(约在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底);前四部《四库》修成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随后四库馆正式闭馆(约在乾隆五十年正月)。四库馆是为前四部《四库》而设的,前四部《四库》修成即撤馆。因此,我们不能将续办三部《四库》、重校《四库》与前四部《四库》之编修混为一谈。

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看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体现了编撰者四库馆臣的军事思想:崇尚仁义道德,视为治军之本;主张因势而变,注重实际实效,反对拘泥成法、纸上谈兵;重视武备;强调治军严明。这些军事思想,继承了我国传统兵法的精髓,同时又形成于新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当时的军事思想水平。

四库馆臣辑佚宋人笔记的成就——以辑佚《永乐大典》所载宋人笔记为例

"笔记"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至宋代才日臻成熟。流传至今的宋人笔记大约有500余种,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文献价值。清代开馆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37种宋人笔记。这些笔记多是旧本久佚或湮没不传者,或可补史传之阙、于考证有益者。此外,四库馆臣还对所辑宋人笔记做了大量的校证工作,为后人的深入整理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以阁本提要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所记内容丰富,极具文献价值,而受到后世学人的关注,其中清人特别是四库馆臣与力甚多。四库馆臣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精神,著录并保存了很多'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的'说部之佳本',使今人得以管窥宋人笔记之概貌。通过观察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不仅可以廓清其对宋人笔记的学术认知,亦可对当今的宋人笔记研究产生借鉴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与王渔洋诗学——兼论四库馆臣诗学观

王渔洋主盟清初诗坛50年,其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对清诗的衍变演进走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王渔洋为批评中心,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批评,尽管有些地方不甚妥切,但也显示出四库馆臣独特的批评视野、批评标准、批评形态和儒家经世致用的诗学观念。

试析钱钟书对四库馆臣辑编《竹隐畸士集》的三则误判——兼驳(元)吴师道对宋代七体佳作《七进》的曲解

钱钟书先生《宋诗纪事补正》卷三十二对四库馆臣辑编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提出批评:"以南宋徐似道《竹隐集》诗掺入""以元潘祖仁《七进图记》张冠李戴",又漏辑赵鼎臣之"洋洋大文"《游岱岳记》。这三则批评,第一则不确切,馆臣失误不在掺入"徐诗",而在于误解了《后村诗话》的诗评对象;第二、三则批评则更于事实不符,馆臣无错,倒是钱先生失检误判了。而钱先生的第二则误判,又与其轻信元代吴师道对宋代七体佳作《七进》人物及作者的曲解错释有着直接的关系。

四库馆臣论西学——文明碰撞与冲突下的抉择

在传统儒家礼义道德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浓厚夷夏之防的四库馆臣们,面对中西文明碰撞冲突100多年,西学走入各阶层的事实,以及乾隆希冀总结西学来确立西学导向的意志,抉择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方针。即否定西学的学理,采纳西方的科技,并认为西学本源自中学。

姚鼐辞四库馆探因

姚鼐和戴震之间的汉宋学术之争是姚鼐离开四库馆的主要因素。戴震其时正以考据功夫受器重,姚鼐虽亦重视汉学,但不能容忍他对朱熹的攻击。姚、戴之争时,姚鼐力单势弱,于是毅然辞馆。姚鼐辞馆反映了清代学术嬗变的重要轨迹。

四库馆臣的明清易代人物评骘

在清代前期的历史语境下,有关明清易代人物的评价无疑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一度成为政治禁忌,士子文人不可轻易触碰,而清廷则掌控着最终裁量权。明清易代,汉族士群出现忠臣与贰臣的两极分化。以乾隆朝为分野,清廷对出处异趣的两大汉族士群之价值评判发生深刻变迁。此前,清廷基于本朝立场,以政治之“顺逆”为人物评价标准,明之忠臣则为清之“逆民”,清廷对之软硬兼施,或羁縻笼络,或防范镇压,无所不用其极;而明之贰臣则为清之“顺民”,必百般引诱、驱使利用,极尽恩宠。此后则超越狭隘的本朝立场而以儒家伦理普遍准则之“忠佞”为价值取向,贰臣乃“大节有亏”“不足齿于人类”,而忠臣则为“疾风劲草”“力矢孤忠”。清廷人物臧否价值取向之嬗变,在四库馆臣有关忠臣与贰臣的评骘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折射出清廷统治思想和思想统治的历史性变迁。

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再探

有清一代是传统礼学的极盛时期,文献整理研究蔚为风气,名家名著不断涌现,学术体系得以重构。其中,乾隆朝后期四库馆臣校雠著录礼类文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在乾隆“文治”政策的背景下,朝廷陆续开经史、三礼诸馆,两代学人递次校刻和编修礼学文献,礼学重要问题逐渐得到朝野士林的全面关注。四库馆开,礼类文献的校雠著录活动较为突出:一则校办人员众多、所校文献广泛;二则校雠内容丰富、校勘方法多样;三则著录体例详备、分类构造完整。在武英殿校刊《三礼注疏》、三礼馆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及秦蕙田集诸儒编纂《五礼通考》等的基础上,四库馆臣开启了考证和经世双重面向的治礼方向,在礼学文献整理研究及清代礼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与经世思想

四库全书馆是为纂修《四库全书》而设置的规模庞大的修书机构。四库馆内人员复杂,学术纷争不已,但馆臣中起主要作用者,却都能理性地看待汉宋之争,并蕴含着经世思想,四库馆臣的理性意识和经世思想,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四库全书》能顺利纂修完成,而且对《四库全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