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墨学批评

“墨入杂家”“墨为杂学”“以佛为墨”“墨为异端”,形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对墨家、墨学在目录体系和思想体系的一次官学定位。“墨入杂家”,确立墨家的目录归属,此类例之法是《总目》“以儒为尊”观念下的目录归属和思想判定。“墨归杂学”,判别墨家的性质,墨学属于“小杂学”范畴之“变儒本原者”,此定性自《总目》始。“以佛为墨”,揭示墨与佛相同的异端性质,既是佛、墨一体的认识结果,亦是《总目》实现异端批判的重要策略。“墨为异端”,体现墨学批评的实质即异端批评,其所谓“墨”者是一个多义项,并非只是墨家、墨学之义,而是泛指各种异端。《总目》的墨学批评虽属于儒家本位主义,亦不免官学色彩,但仍然是对墨学接受和评价的一种独特声音,也是墨学学术史的重要一环,值得当今研究者正视。

白朴及其词批评辨疑——以《四库全书总目·天籁集》提要为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从四个层面形成了对白朴及其词批评的一次官学定位,但其金代遗民身份的确立,既缺乏文学作品依据,也不符合词人“情志”的事实;在《天籁集》版本流传上,刻意营造“世久失传”“沉晦百年”的传播状况;词作风格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界定,为后人的理解制造了困惑;在词史定位上,过分夸大白朴的词学成就,将其塑造为承接宋元词坛的最重要的过渡性词人。《总目》对白朴其人及词的重视在于“钦定”之用,即借着文学批评之机评判文人、划定朝代归属,既而完成对文学史的建构,且尽可能扩大金代文学的内容和分量。其原发性问题在于,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以达到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和牢固性找到充足的依据和理由,由此实现政治对文学的深度介入。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因革损益论

文章在梳理古典图书目录史部类目源流演变的基础上,分因、革、损、益概括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设置对古典图书目录分类的继承与调整。《四库全书总目》对中国古典目录学史部的二级类目进行了广泛的继承,奠定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主体框架,这不仅展现了《四库全书总目》征实的学风,也反映了其编撰者的目录学修养。《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也有革新,主要是创设纪事本末类,将仪注类、刑法类合并进故事类并改名为政书类,将诏令和奏议同时著录在史部并创造性地将其合并为一类,增设和更改了很多三级类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部分类目的设立和取消,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色彩,体现出较强的官学约束。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订误

《四库全书总目》以实证研究著称,朴学学风在书中多有体现,具有重要的文献与历史文化价值,然其兵家类提要却未能尽显考证精审之治学精神。兵家类提要多涉版本信息,但馆臣在书目的选择、校勘与考据中却频有疏漏,主要有征引文献失实、版本以次充好、考证未尽精审等问题。今通过订误,以纠正其中的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文献学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目录学价值考论

《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作为词学目录学经典,成书于考据学兴盛的清中期,是乾嘉考据学在词学里的直接呈现,也是官方词学成果的代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蕴含丰富的词学思想,同时在版本辨析、词人考证、词作校勘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广泛批评继承前代词学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词籍,尤擅“律校法”,以律校订词句、调名讹误,辨析方音叶韵等问题,初步建立起词籍校勘规范。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两种《异物汇苑》关系考实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五卷和十八卷两种《异物汇苑》,前者题为王世贞撰,后者题为闵文振撰。四库馆臣虽然对五卷本的作者提出了质疑,但因证据不充分,且未能考证出其真实作者,因此引发后世学者的再质疑。今通过考证指出,闵文振所撰《异物汇苑》最初是十八卷,刊刻于嘉靖十五年,此后在万历三十年之前又有一个修订后的重刻五卷本面世。今所见题为王世贞撰的五卷本,正是书商为牟利而据闵文振的五卷本刊刻后托名王世贞以传的,因此其实际作者仍是闵文振。

黄瑜《双槐岁钞》之内容及价值考——兼补《四库全书总目》一则

黄瑜《双槐岁钞》主要有几方面内容:第一,以当事人的身份记载明代前中期诸多名人言行;第二,记载明代前中期典章故事,尤其详于成化时事、科举故事及边境故事。《双槐岁钞》内容丰富,既有助于认识明代名人,也有利于认识明代前中期政治。《双槐岁钞》有些记载为后人征引,有些记载较之其他著述更为详尽、更有条理。《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双槐岁钞》“然亦多他书所载,无甚异闻”之评价欠妥当,应肯定《双槐岁钞》之价值。

《四库全书》誊校考评制度及其变迁

《四库全书》的誊录、校对并非常设,一般不给俸禄,为了保证缮写、校对效率和誊录、校勘质量,朝廷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评制度,并打开了藉由四库誊校破格参与铨选的特殊通道,这对办理《四库全书》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然而,办书日久,这一考评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誊校质量难以保证,甚者出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责任事故,使得乾隆帝为之震怒,不得不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和整肃。梳理四库誊校考评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则流程以及改革变迁,对于做好当代图书编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代骈文类书、总集分类的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的明代骈文类书和骈文总集分属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但这两个部类对于这两种书籍的分类标准界限模糊,从而使得所收书籍的归类摇摆于子部类书类和集部总集类之间,并出现书目重叠的情况。其原因既是《总目》的编纂理念和标准受到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又是由类书和骈文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考述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用实证的方法考评词集版本与词曲文字,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品评词集的艺术价值,充分显示了四库馆臣集汉学考证与宋学思辨之长的编纂艺术。在品评词人词作时,四库馆臣虽然受到历史与时代审美取向影响,秉持着“词以婉约为宗”这一乾隆时代正统的词学观念,但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词人所开拓的豪放词风仍持肯定的态度,这反映出四库馆臣“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学术取向,值得大家参考借鉴。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提要解读——以《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最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作为现存最早的李白集注本收录于《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库馆臣从传世情况、名目及编次、考证正误及撰注者生平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评点。通过考辩,发现由《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提要的个案反映了《四库全书总目》存在考辩有欠精核、评点精练中肯和受正统观念影响的突出特点。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从“品第”论到“品格”论:基于《四库全书总目》引发的古代艺术论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提要包含了在书法、绘画、琴谱、篆刻等门类形成的艺术论、艺术史论和批评理论方面的丰富思想和经典判断,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从《唐朝名画录》提要所延伸的艺术品评话题,值得积极探索和深入发掘。中国艺术史或艺术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几乎绕不开“品”这一范畴。言艺术之“品”,谓上、中、下者为“品第”之品,称逸、神、妙、能者为“品格”之品。中国古代艺术论的总体倾向大体可以概括为从艺术品第论到艺术品格论,其发展历程恰好贯穿了从南朝直到清代的漫长历史,此间正是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和审美理论兴盛成熟的时期,由此构成理解艺术批评史和审美理论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艺术品格论发展到清代结出的硕果当数王士禛的神韵说,其形成并非只是受到诗学的滋养,而是由画学、书学、诗学与禅学等共同建立起来的艺术品格论的结晶。神韵诗学的理论基石是艺术品格论,从本质上说是艺术品格论中的“逸品”诗学。围绕从品第论到品格论的探讨,其理论意义有助于对艺术论的生成逻辑问题、体系思维问题和理论归属问题等进行深入揭示。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的批评思想与实践

《诗文评》是《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提要中的重要一类。《诗文评》以“勒成一书的著作”为其收录标准,故“断自刘勰、钟嵘”始。《总目》对诗文评著作的评定,构成了一部批评简史,并把诗文评的体式,概括为五类:包括“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备陈法律”“旁采故实”和“体兼说部”,且各有其代表著作。《诗文评》的批评思想仍然是以崇儒为旨归,其中有对江西诗派、明七子的批评,有对诗话体例的探索。而在批判的态度上,则坚持了不因人废文的宽容原则。

《四库全书》与清代吴地《诗经》学

《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的著评都与吴地《诗经》学者存在密切关联。民间进献之《诗》学图书多有出于吴地藏书家者。清廷关注吴地文化与学术,斟酌收录当下吴地学者的《诗》学著作,内中隐含有政治考量,顾栋高、李光地与杨名时学派皆受到特殊的青睐。

江苏仪征籍《四库全书》馆馆臣研究

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历史见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经逐渐形成盛世修书的通例。清乾隆时期,为全面总结、系统整理历代存世典籍,历时近二十年,汇集数百位饱学之士,在对先秦至清中期重要典籍辑佚、校勘、考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中华典籍集大成的《四库全书》,不仅这项文化工程规模宏大堪称史上之最,还直接推动了乾嘉时期朴学之风的兴盛。论文以仪征一县之境为视角,希望通过对仪征籍四库馆臣的研究,窥探这一历史时期仪征的文风之盛。

《四库全书总目》的总集功用观

《四库全书总目》一方面沿承《隋志》,重视总集的文学功用,但论述比《隋志》更为细致全面。一方面,《总目》更强调总集的学术功用,认为总集可保存文献,可为考证、校勘之资,为典故之薮,有存史之用;另一方面,《总目》也重视总集的现实功用,认为一些总集有益于现实、政治、风教,能够反映社会风习。《总目》最重总集的学术功用,较传统只强调总集的文学功用,其总集功用观有所拓展和转变,也更为系统、全面,是站在学术总结期的富有总结意义的认识。

《四库全书总目》明清诗文评提要文献征引辨误

《四库全书总目》虽系目录学之作,也包含着文学批评的内容,凸显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有关明清诗文评提要,主要体现在版本叙录、文献征引和批评观点等方面。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诗话史等研究影响较深。于文献征引而言,馆臣撰写明清诗文评提要时,参阅了大量明清诗文评原著文献及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明清诗文评提要文本内容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为其批评观点提供依据。细阅明清诗文评提要中的文献征引内容,可知其存在错误主要如下:臆改引文致误、引述作者不当、誊录书名不确、征引内容存误、前后信息抵牾和文献出处标错等。对这些文献征引错误辨证,亦有助于明清诗文评文献研究的深入。

《四库全书总目》词学思想探析

《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思想主要涉及词之体格、音律、审美等。对词体的认识,《总目》将词体来源与文体演变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词体品格卑微。通过推崇合律之词和依照词律进行校勘,《总目》体现出合辙入律的词学思想。在对词家词作的评价中,《总目》流露出清雅婉转的审美思想。三者统一于传统的诗教思想。

口述史在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流传保护研究中的创新意义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自1966年入甘以来,得到甘肃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甘肃省社科基金项目《文溯阁<四库全书>入甘55年口述史研究》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书籍保护人员的访谈,梳理《四库全书》在甘肃半个多世纪的存藏、辗转、保护、研究情况,进而阐释口述史在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流传保护研究中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