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之所必资”——四库馆臣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接受与评判

《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陈振孙为其私人藏书所编纂的书目,是宋代三大私人藏书目录中成书最晚的一部,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提要撰写或简或繁因书而异,对后代书目编纂产生重大影响,是考察宋代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依据。自成书后,流传坎坷,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成为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参考。四库馆臣对其类目设置、分类体系以及提要撰写模式多有借鉴,同时对其字句舛误与失考之处也有所指摘批评。

四库馆臣视野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地位——兼及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的反思

四库馆臣的文学批评思想产生于纯粹的古典语境,体现了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为我们反思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视角。魏晋南北朝文学在当下的研究语境中享有盛誉,却难以契合馆臣的文学趣味,因而在以馆臣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眼中历史地位并不高,更不会被视为“自觉”的象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外来文明之长,以促使古今话语对接。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纂修(4)程晋芳:从巨富到极贫

程晋芳与姚幕同为安徽人,同从刘大櫆学古文,后来同在四库馆编书,交往颇亲切,而家世出身则大不同。姚氏清素传家,程氏则数代业盐,由安徽县迁往江苏扬州,本支再由扬州迁至淮安,累世巨富。

四库全书纪事之武英殿的摊子(6) 十二纂修(下)

四库馆的纂修官和分校官,职责有区别也有重合。通过王际华的奏折,可知武英殿修书处十二纂修也是《四库荟要》的分校,管理200名誉录,每个纂修负责一股,对他们所录文稿统计字数,核校后上缴提调,并做记录。姚岐谟旷课数月、无人报告一事发生后,王际华随即提出整改措施:嗣后各分校所收誉录课程,按期校毕,应令即送提调,核明并无短缺,再发复校官复阅,俾提调得以按月查核,倘有亏短不清,仍即时揭报,以凭参处。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大汇聚(6)高云从案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发生了一桩宫廷要案,主犯为内奏事处太监高云从,于敏中等一批枢阁、卿贰大臣被牵扯波及,其中不乏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此案是由兵部右侍郎高朴揭发的。此人为原大学士高斌之孙、两淮盐运使高恒之子,更重要的是弘历宠爱的皇贵妃高佳氏之侄,颇受眷注。而贵戚的身份,使高家出了几位大臣,也出了几个贪臣。

四库全书纪事之恭进(7)振绮堂

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到,当日向四库馆进呈古本的几位杭州藏书家,多为居住此城的徽商,彼此交往密切,其中县汪氏应该是徙居较早一家。早在明代中期,县宏村汪氏家族的汪元台就迁居杭州,做盐业生意,是为本支之始祖。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征君(2)邵晋涵:言史学则推君

比较起浙江同乡余集,邵晋涵要年轻五岁,但学问和名气都大很多。他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清代屈指可数的一流史学家。晋涵在未第时已以无书不读、过目不忘著称,进入四库馆后,遇有同事和总裁询及历史疑点,能随口告知出于某书乃至某页,获得信服。

四库全书纪事之五征君(7):《九章算术》与《水经注》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至四十二年五月,戴震在四库馆拢共待了不到四年,比多数纂修都要短,贫病孤独,却也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至于《水经注》公案,指的是围绕该书的著作权之争,与学术界的尊戴、贬戴相搅合,竟然持续了200余年,至今也难说尘埃落定。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一大扩展(3) 丢了六册子《大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天,弘历照常奉崇庆皇太后居住在避暑山庄,于敏中照常是随在侧,随时撰拟谕旨,也随时处置四库馆事务,舒赫德等一干老臣照常受命留守京师,四库馆臣则照常在翰林院和武英殿按部就班赶办书稿,而突发一桩奇案:有六册《永乐大典》被窃贼偷走了!

四库全书纪事之辑(3) “三十翰林”

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已整本失传的前代书籍,意味着四库馆的正式开张,既为兴修四库的初始阶段,又几乎贯穿于修书的全过程中,更是其珍贵的组成部分。而由于这部明朝大书后来迭遭厄运,绝多损毁亡阙,不仅使辑书的价值愈益彰显,且觉得实属万分侥幸,觉得有几分后怕。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一大扩展(2)——《总目提要》

今天一说到《四库全书》,多数人最先联想到的是纪昀,将之论为第一号人物,全不计及其只是总纂官之一,同任总纂的还有陆锡熊、孙士毅。而依照四库馆臣职名表,在这个位置之上,还有15位总阅官、10位副总裁、16位总裁官。这里面几乎没有谁是挂名不干事的,都有分工,干不好也都要承担责任。如若不信,看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三个月一次的错讹统计与处罚清单,你就会明白了。

四库全书纪事之十大汇聚(3) 朱筠入馆

兴修《四库全书》,功臣和苦臣甚多,朱筠应属首功之臣:是他奏请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书,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兴趣,致使原本的征书变为编书;是他提出对民间珍本“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的思路,为乾隆采纳,使一场极可能发生的强征变得文明了许多;是他建言“兼收图谱一门”,扩展了传统的藏书范围;是他提议为每种书撰写提要,“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催生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他热诚识拔和聚拢人才,将之推荐到四库馆。本连载一路写来,常会提到此公,终于可作专节记述了。书写追墓一个高贵的灵魂,总是令人愉悦的。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四库馆臣对《礼部志稿》的删改及其政治寓意

《礼部志稿》是明天启年间官修礼部志书未成之稿,是明代礼部职掌与官方礼制记载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朝将其收入《四库全书》,说明满清统治者对明代礼乐制度的认同与传承,但又不满于书中关于四夷,尤其是女直、元、蒙的"虏夷化"记载,于是对其进行删改。其目的一是为元、蒙"去胡虏化",二是隐匿女直臣属于明朝的史迹,三是改译四夷名物称谓,为虏夷"正名"。通过上述删改,来消除以往史籍对元、蒙、西域等少数民族记载中体现的"虏夷"色彩,重塑其形象,以利于清朝统治。尤其是为四夷名物"正名"之举,不仅见于《礼部志稿》一书,亦见于四库其他著录书籍,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影响深远,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空前浩大的"形象工程",但也造成了异代四夷名物称谓的断裂。

《空同集》明刊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差异

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空同集》66卷,是明代著名作家李梦阳的别集,其所依据的底本是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邓云霄、潘之恒校刻本,此本甚佳,但因"违碍"原因,馆臣对其中文字如"胡""虏""夷""狄"等字句有所改篡。通过校勘考查,发现《四库全书》本中有改字、改句、删字句、增诗句4种情况,且改动之处较多。不过,该本中也有保留而不改的情形。不仅如此,四库馆臣还利用明刊善本对底本进行了认真校勘。因此在利用《四库全书》时不仅要谨慎对待其中所改文字,还要正确、客观地看待《四库全书》本身所具有的文献价值。

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

南宋时四川地区史学名家迭出,尤以二李最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都是史学名著,也是后人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遗憾的是,《长编》和《要录》经过四库馆臣的窜改,已非本来面目。最近我写了一篇《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论四库全书馆总裁的作用

四库全书馆是清代乾隆时期，为编纂《四库全书》而设置的一个大型修书机构，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总裁在馆中不起多大作用，如郭伯恭说，四库馆中“惟于敏中、金简任职颇为尽力，余多徒拥虚名，画诺而已。”周积明认为，

论纪昀及四库馆臣的音乐思想

清代大学者纪昀及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为一百余种近千卷音乐文献撰写了两万多字的书目。在这些中,充分表现了他们崇雅黜俗、厚古薄今、重道轻技的音乐思想。这些观点代表了清代官方正统的音乐思想,与清代其他个人的音乐论著相比,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由于《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为目录学著作,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学者对其中有关音乐论述的关注与利用尚有待加强。

四库馆《永乐大典》缺卷考

四库馆《永乐大典》所缺卷次,有两种目录详细记载。目录证明四库馆时《永乐大典》缺二千四百零四卷的记载有误,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的记载更加可靠,亦为考量《四库全书》中"水乐大典本"价值提供了文献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未载四库馆《永乐大典》本辑佚书考

清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这些辑本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所在。其中部分辑本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并署“永乐大典本”；一些辑本《总目》著录，但未署“永乐大典本”，如《尚书全解》、《大戴礼记》、《春秋纲领》、《道命录》、《营造法式》、《道德经》、《雪坡集》、《丹阳词》等八种。更有一些辑本《总目》并未著录，此类辑本是确定四库馆臣辑佚书数量，考量其辑佚成就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