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锦龙新型五弦琵琶与当代四弦琵琶对比

琵琶,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是表现力最为丰富的乐器之一,深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在张骞、班超出使的两次丝绸之路上,琵琶由西域逐渐向我国发展,大多的四弦琵琶由新疆天山南麓的于阗一带传入我国。大多的五弦琵琶,则是通过新疆的天山北麓的龟兹一代传入。在我国通过不断改进技艺、融合我国文化,琵琶的演奏有了新的发展,方锦龙先生根据史料挖掘、制作出了新型的五弦琵琶,新型的五弦琵琶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音色上都比传统五弦的琵琶改良较多,品和项都有了较大的改动,新型五弦琵琶琴身比较饱满。琵琶这件美丽的乐器是我国人民智慧创造力的体现,因此,琵琶是我国重要的民族器乐之一。

浅谈五弦琵琶的艺术魅力

由于五弦琵琶从宋代以后被认为多一低音弦却毫无用途而很少被演奏甚至记载,因此演奏起来拥有强大气场的五弦琵琶就逐渐失传埋没,取而代之的是四弦琵琶。本文将通过对五弦琵琶的历史以及它较四弦琵琶多一弦的特点这两个方面来对其艺术魅力进行重温回顾。

敦煌壁画中的五弦琵琶及其唐乐

编者按:本刊曾于1982年第一、二期先后发表叶栋的论文《敦煌曲谱研究》和他试译的《敦煌唐人曲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不同意见的讨论。这里刊载的是作者为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所写的论文,对于如何解译与“敦煌曲谱”、“敦煌琵琶二十谱字”密切相关的唐传“五弦(琵琶)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目前,“敦煌曲谱”等古谱的研究,已为音乐界的许多同志所关切和重视。我们认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学术研讨和争鸣,无疑会有助于敦煌艺术遗产的开掘、继承和发扬。

隋唐燕乐调的琵琶定弦法

隋唐燕乐调的音位及其具体的调式运用,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清凌廷堪始从《辽史·乐志》中悟得:所谓燕乐调者即是琵琶调,遂打开了后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近人虽认为燕乐调是琵琶调,然而,究竟琵琶上是如果运用这二十八调的,现仍是不甚了了.我们知道,一种乐泅体系的运用,必然产生于某一特定的固定音高乐器上.今天的十二平均律大、小调体系,就是产生于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钢琴上.在此之前,各种不平均律的乐调,都是和具体的固定音高乐器,包括各种键盘乐器、弹拨或吹管乐器等相联系的.因此。

浅谈唐传两种琵琶谱的记谱法

现在可以见到唐代所传的琵琶古谱有四弦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两种:四弦琵琶谱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乐谱》(日本所存的单页《天平琵琶谱》亦属此类谱式);五弦琵琶谱见于由日本近卫世家祖传的长卷古谱《五弦琴谱》。从现存的三种琵琶古谱来看,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的记谱法并非是伴随着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一起从西域传到中原的,而是由中原音乐家设计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弦琵琶第五弦第一相音位的谱字"九",它横向紧接在四弦琵琶第四弦第一相音位谱字"八"之右方,从而造成了和原来第一弦第二相变形谱字"九"的重复。这足以说明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的设计在前,而五弦琵琶的音位谱字记谱法是在四弦琵琶音位谱字记谱法基础上再添加了第五弦上的"子、九、中、四、五"五个谱字和第四弦"孤柱"上的谱字"小"而形成的。

唐代琵琶的“■”音位符号

通过对日本《三五要录》琵琶谱中"■"符号的分析,指出它是唐时四弦四相琵琶上,大指按缠弦二相"凢"音位的符号。由此,基本排除了《敦煌乐谱》第二组乐曲琶音的最低音,不用大指按音演奏的可能性。另外,也可见历史上福建南音与日本雅乐的联系。

隋唐宋汉族琵琶形制演变初探

琵琶,作为一种古老的弹弦乐器,自秦汉流传至今。中国琵琶是在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下,融合了本土与外来乐器的优势,形制、演奏方法等方面得到日臻完善的民族乐器。而琵琶作为中国传统乐器,也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隋唐宋是琵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笔者以此时期的琵琶形制演变作为题材进行一番探讨,对中国琵琶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进行梳理,说明中国琵琶是一件源自本土,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件具有古老历史的民族乐器。

谈唐传两种琵琶谱的记谱

唐传的琵琶谱由四弦琵琶谱和五弦琵琶谱构成。人们所熟知的四弦琵琶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学者专家们在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里面发现的,名叫《敦煌乐谱》;而五弦琵琶谱则是在日本的近卫世家流传下来的《五弦琴谱》。就所能利用的资源来看,四弦与五弦的记谱法并不是一起与四弦与五弦琵琶来到中原,确切地说,是由中原的音乐家所设计。人们都知道五弦琵琶普的第五弦的第一相音位的谱字是九,它与第四弦的第一相音位的谱字八的右方,这也就表示了首先有的是四弦的琵琶音位谱。五弦琵琶谱是在四弦琵琶谱的基础之上设计出来的。

论燕乐琵琶乐调的实质性转变

从隋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的对应(587)起,燕乐调在琵琶上是经过几次转变的:一次是由同宫系统转向同音异名多调性运用,到唐天宝十三载(754),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时,已显示出了这种转变。另一次是大约在武后与玄宗之间(624—762)或玄宗末年与中唐之间(762—839),四弦四相琵琶定弦总体降低了四度,前者保留在当今福建南琶定弦上;后者即为北琶广泛采用,更促进了多调性的运用。再一次是在四弦四相琵琶总体降低四度之后,明确了低大二度的双调定弦法,这大概是中唐以后才形成的格局。至此,这些均是围绕拨弹乐器琵琶进行的。但约中、后唐至宋朝,由于主奏乐器转移到吹管乐器筚篥与笛上,乐调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那时文体上出现游戏式的回文诗、璇玑图那样,音乐上也有类似游戏式的乐调排列,其实,这与真正乐调的发展并无什么特别的关联,相反,则造成了燕乐不用徵调以及角调位置认定等种种谜团,成为燕乐调的千古之谜。

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及其传来乐器研究

在中国音乐史上,丝绸之路的开创给我国音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也是推动汉唐千年音乐文化发生巨变的重要动力。何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流动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传来乐器对中国音乐产生了什么影响?本研究将围绕上述课题展开论述,并以琵琶与箜篌两类传来乐器为例探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融合现象。

图(表)解隋唐燕乐调

我们应该摈弃千年以来研究燕乐调的思维,真正依据古时乐器所具有的调式、调性的运用能力,才能得出音乐上乐调发展的路线图。我国自从隋初郑译与苏祗婆乐调对应以来,实际上运用的仅是三宫(调性),其特点是以相差大二度的两调,其间隐伏着五度的调性关系,具有双重或三重调式性特点,这一模式长期以来就是我国传统音乐的乐调运用基本面。至于传统燕乐调研究,其实是受文学上回文诗与璇玑图游戏性质的影响,对音乐的乐调研究并未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正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燕乐调理论,致使我国"常用四宫"运用的到来,推迟了几百年之久。

以文艺的方式完成“让国宝活起来”——方锦龙民族乐器藏品和演奏艺术(二)

2018年,在深圳扎根已多年的"方锦龙·深圳(福田)民族民间音乐周"获福田区十大文体品牌"称号,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共三十多场;《礼乐——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音乐鉴赏会,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韩国、印度的殿堂级演奏家近二百人次。目前,第六届"方锦龙·深圳(福田)民族民间音乐周"正在筹备当中。

敦煌曲谱研究

本文作者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破译出千年前的《敦煌唐人大曲·琵琶谱》,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这是一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1981年12月3日,作者在济南山东音协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有关论文,这里发表的是其中部分内容的整理文稿。本刊下期将披载全套译谱25分曲。

敦煌乐谱新解(续)

五、敦煌乐谱新译的步骤和具体技术处理旋律和节奏是构成敦煌音乐最基本的要素。敦煌乐谱旋律翻译的难题早就被林谦三所解决,随着节奏处理上对于“掣拍说”的发现,就不难按新说重新翻译这批乐谱了。现将我的译谱步骤以及译谱中所作一些技术性处理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琵琶二十音字音位的确定。林谦三、平出久雄在1938年发表的论文中最早据日本雅乐琵琶确定了P.

敦煌乐谱《急胡相问》

P.3808敦煌乐谱是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因敦煌僧人抄写经卷之需要而将三卷乐谱粘贴成一个长卷的.又因为P.3539敦煌卷上存有琵琶二十谱字,因此.这一长卷乐谱原本是三卷琵琶谱,这本可以成为定论.然而,在近期的敦煌乐谱研究中,又出现了如下的种种论说:关也维认为敦煌乐谱中的“口”号和“、”号是“表示歌词之字在旋律上的位置”,由此推论,则在P.3808敦煌乐谱的二十五首曲谱中,二十三首曲谱中都有此两种符号,两首《品弄》虽无“口号”,但亦有“、”号,故它们都可以算作歌曲谱了.席臻贯认为敦煌乐谱中的所有曲子都是“歌、舞、乐三位一体”,故他在译谱之后,又把P.3808敦煌乐谱二十五曲中包括本文所列举的《急胡相问》在内的十五首曲谱,都配上了歌词.洛地以敦煌乐谱中的《又慢曲子西江月》为例,以《西江月慢》词的一字配曲谱中的一个谱字,亦以为敦煌乐谱中的每一个音高谱字全是歌词的旋律音.庄永平为敦煌乐谱配了七首曲谱的歌词,亦把谱中的绝大多数音高谱字当作了歌曲旋律音.这些论说又给敦煌乐谱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拟以敦煌乐谱中的《急胡相问》为例,透过对这首乐曲的句式结构和变奏手法的分析,以论证P.3808敦煌乐谱就像古代的七弦琴谱那样,是三卷器乐化了的琵琶谱而不是歌曲谱.

燕乐二十八调缘何无徵

唐、宋以来的燕乐二十八调中,宫、商、角、羽齐备,而独无其徵,究其原因,既与其音律之载体———四弦四柱的琵琶形制和基本定弦法有关,又与其唐人的音乐理念和政治思想观念相涉。至宋代,则因其运应火德而力倡徵调,“足以道和而化俗”。从而应合了音乐实践中大量存在徵调乐(歌)曲的客观存在。

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琵琶二十谱字”介绍

我国甘肃省境内的敦煌莫高窟,藏有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物。1905年,被法国人伯希和窃走了其中的一批经卷,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在这些经卷中,有抄于五代长兴四年(公元933年)的《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伯希和编号3808),其背面又抄有二十五首乐谱,现称之为“敦煌曲谱”。在伯希和窃去的经卷中,尚有一种名之为《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卷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