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威慑视域下四方安全机制的发展脉络分析

四方安全机制在2017年重启之后,于2021年以领导人峰会模式固定下来,成为影响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的重要多边机制。同样在2021年,美国提出综合威慑,并将其视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石。此后,四方安全机制的演进与综合威慑形成高度一致,即遏制中国崛起、主导印太地区秩序并扩大国际影响。在具体行为上,四方安全机制也遵循了综合威慑的逻辑,即增强军备实力、提升与盟友的互操作性、编排对华政治叙事,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需要在内部保持好战略定力,在外部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同时不断提升政治叙事能力,从而对冲四方安全机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自2017年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重启安全对话以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参与国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考量,注重加强在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领域的互动。作为海、陆、空及外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网络空间所蕴含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正在成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参与国探索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形式受到互动基础、战略需求和地区环境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双边递进四边"和"多边直接参与"两种类型,其内容涉及提升军事系统与数据情报合作、共建先进通信网络系统和协同禁用中国应用软件等方面。从发展趋势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网络空间安全合作将对中国及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复杂的影响。与此同时,战略互信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也将增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内部网络安全合作成效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特征、动因及影响

[研究目的]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身为“五眼联盟”之一的澳大利亚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针对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通过对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的官方信息、媒体报道等资料进行文本分析,梳理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概况,可将其特征概括为:情报机构的职能权限持续扩大、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倾向愈发明显、情报安全机制的合作不断加深。结合层次分析法,可将澳情报体系改革的动因分为三个层面:国内层面,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国家层面,“中等强国”的国家安全观驱动;国际层面,巩固美澳情报联盟的战略需求。[研究结论]澳大利亚情报体系的改革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就社会层面来看,持续强化威胁认知导致民粹主义升温;就国家层面来看,过度干预政府决策挤压外交空间韧性;就国际层面来看,情报联盟日趋紧密加剧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当前,中美竞争进入长期化与常态化阶段,美国加紧构筑“盟伴体系”围堵中国,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及“五眼联盟”是其情报联盟战略的核心部分。因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澳大利亚情报体系改革的战略动向及影响。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未来并不会选择参与IPMDA,美国一心希望的由此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涉海统一战线”的愿望更不会实现。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基础设施合作

2016年以来,美日基础设施合作在战略协调、机制建设、基建融资以及项目推进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美日基础设施合作以对冲“一带一路”为核心目标,以构建“非对称优势”为基本思路,以政府催化私营部门为开发模式,以基础设施合作撬动关系治理为战略逻辑,以差序化形式构建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既是其“印太战略”的经济实践,也是对“印太战略”的功能性补充。由于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等国在合作领域、合作原则上的分歧有所缩小,美日基础设施合作短期内在“软性”基建领域将有一定推进。然而,与“印太战略”高度捆绑的关系决定了美日基础设施合作难以获得亚太国家广泛认可。同时,美国国内阻力、中国“软性”基建能力快速提升以及“高质量”叙事与现实逐步脱节也阻碍着合作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