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

四明公所与近代上海“宁波帮”

同乡团结是近代宁波帮得以经久不衰的重要条件。四明公所作为近代各地旅沪最具影响力的同乡组织，在其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里，是近代宁波人同乡团结的一面旗帜。它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帮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多方面地参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推动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四明公所的恒久魅力就在于它所具有的团结与团体的意义。

四明公所创办四明医院考证研究

通过考证多份历史文献和资料,追溯了四明公所的创办原因、四明公所创办小型医院过程、四明医院拓址新建情况、四明医院改革情况以及被上海市政府接收的过程,真实展现了这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中医医院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业务特色、社会地位等,并成为民国时期医疗机构发展的缩影。

晚清上海四明公所初探

乾隆嘉庆年间,宁波籍工商业者在上海创办了专门从事同乡救助活动的机构——四明公所。之后,四明公所随着上海的崛起快速发展。四明公所由于管理有方,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而其他拥有独立经费的各行业会,规模较小,管理乏人,难以正常运作,都愿意将自己并入四明公所。借助于四明公所,在沪的宁波工商业者免除了后顾之忧,还为自己的发展获得了更多机会。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上海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从其产生背景、经过和结果来看,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并非近代化市政建设与落后的国民意识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而是当时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央政府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无法实现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最后落得被夷协谋、得不偿失的结局。英、法等列强在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过程中虽然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最终都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

上海市民反对拆除四明公所的斗争

一、四明公所与法“租界”的关系在十八世紀,上海早已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到上海来經营各种“行业”的宁波人越来越多。1797年(清嘉庆二年),他們在上海县城外小北门与老西門之間,买了三十多亩土地,建筑殯馆、义塚和神殿,到1802年竣工,称为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館。同时,他們还推选出若干董事,負責管理四明公所的事务。以后三、四十年中,董事屡次增購公所附近土地,扩大了公所的面积。到了1844年,为了获得国家的法律保障,董事將公所地产,通过了上海知县,悉数編入官图,并免繳地产稅。这年正是“中英南京条約”签訂后的第二周年。就在这年十月,法国侵略者以大炮兵艦威胁清政府签訂了“中法黄埔条約”;根据这条約,它要求在上海設立法“租界”。上海的地方最高長官屡次跟法领事交涉,到1849年4月26日,签訂了协定,法“租界”正式成立。在协定中划定法“租界”的界址,南至上海县城的城河。

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

清代上海正成长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工商贸易口岸，与此同时，以外省籍商人为主体的会馆公所自清初以来也得到长足发展，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对于清代上海的会馆公所，学者们曾有过不少研究，①但在以前的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一般都惯于从商人以及会馆...

“赤脚财神”虞洽卿

在旧上海,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马路总共有二条 尊享这一荣耀的两人均为宁波籍商人,一位是做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另一位就是上海滩三大闻人之一的虞洽卿1936年10月1日,上海工商界联合举办虞洽卿70岁寿辰祝寿活动.上海市政当局鉴于他为上海所做出的功献,特将一条非常繁华的主干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作为对他的褒奖.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近代“宁波帮”是活跃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和影响力的商帮势力集团,曾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宁波帮”的经济实力、影响以及许多工商界闻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工作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挂万漏一,在近代“宁波帮”的研究中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缺陷:就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大背景之中,在一些传统的封建商帮(如徽商、晋商、淮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堤下日趋凋零的同时,近代“宁波帮”却能走出传统窠臼获得发展和兴旺。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还是蕴含着社会文化成长的真正底蕴?无庸置疑,近代“宁波帮”

“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环宇”——试论近代宁波旅沪同乡团体的形成与发展

长期以来,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团体无疑是各地商帮活动的基本载体与组织形式,近代中国著名商帮——宁波帮自然也不例外。通过对上海四明公所的演变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创办及其活动的阐述,显现近代宁波旅沪同乡团体的形成与发展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宁波帮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宁波帮”的形成初探

“宁波帮”饮誉海内外,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当前祖国的“四化”建设也从多方面给予支持,建有新功。关于“宁波帮”的形成及其特点亟待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讨。一、“宁波帮”形成的历史条件宁波孕育出四海闻名的“宁波帮”,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 1、优越的地理环境。

近代“宁波帮”企业家为什么能崛起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的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宁波帮”作为中国商帮之一,很早就已形成,北京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就有鄞县会馆,上海也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成立了四明公所。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在京津和长江流域已有相当的商业发展,但始终没有多少改变旧商帮的格局。直到五口通商以后(确切地说是在洋务运动兴起后),“宁波帮”才以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企业家群体的姿态,崛起于上海等通商大埠。开始时,“广东帮”、“山西帮”、“徽州帮”等商帮也各有发展,可说势均力敌。但“宁波帮”终于异军突起,力压群雄,发展而成为江浙资产阶级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与组织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客籍人大量流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上海开埠后浙江宁波人大量涌入,宁波帮逐渐崛起,至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对近代上海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上海宁波帮概况 上海的宁波帮,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等县的工商业者为主体所结成的团体。它以乡谊为纽带,以经济为后盾,不断发展,颇具凝聚力与影响力。 1797年(嘉庆二年),在沪的“四明同乡之从宦服贾者”捐资置地,以浙东四明山为名,建立起上海四明公所。以此为标志,宁波帮作为客帮始在上海形成。发展至十九世纪初,宁波帮在沪的经营范围已经涉及沙船、钱庄、糖、银杏、绸布、药材、海产及南北货等行业了。

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

大约从1800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的金融机构主要掌握在号称为"浙江金融集团"的手中。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何以能长期维持其势力?这些问题可以从探索这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的经历,和他们之间组织上的联系,获得部分解答。这种探索将会涉及有关日趋现代化的中国城市中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问题。

“海上闻人”虞洽卿评价

一、虞洽卿头上的三顶帽子虞和德,字洽卿,奶名瑞岳,浙江慈溪市龙山山下人,1867年(清同治五年)阴历五月十八日生。出身贫苦,幼年曾在海涂中摄泥螺、蛤蜊以补家用。1882年,赴上海瑞康颜料行做学徒。虞洽卿在上海滩的半个多世纪中,结交三教九流,在工商界颇为闻名,上海的西藏路一度改名为虞洽卿路,上海人多以阿德哥称之。从他出身于凋敝破产之农村。

一个虞洽卿,半部民国史

闯荡上海滩 虞洽卿,原名虞和德,字洽卿,1867年6月19日出生于浙江宁波府镇海县龙山乡山下村（现属慈溪市）。父亲虞万峰以裁缝营生,养家糊口。虞洽卿7岁丧父,靠寡母方氏做农田和针线活养育他和弟妹3个。因家境贫寒,老大虞洽卿自小便跟随大人到海滩上捡拾退潮时遗留的蚌蛤、泥螺等贝类海产以补贴家用。途经村里的私塾门口时,他经常在门边听先生上课。塾师虞名世先生为族中饱学秀才,见他虽家贫无力上学,但聪明上进,便允他在雨天不下海时进去免费听课。

历久不衰的“宁波帮”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

十九世纪时上海人怎样看租界

上海的租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消失了四十多年。过去,人们把租界同“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被出卖的城市”联系在一起。近来,人们在谈论上海租界时,又往往认为,它既象征着黑暗,又孕育着光明。看法变化之大,令人吃惊。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人们对租界看法的变化并不自今日始。租界出现之初,上海人称之为夷场,把它目为化外蛮夷者所居之地,带有鄙弃的味道。时隔不久,一个更为流行的称呼——洋场,代替了夷场。十里洋场之说今天还为人熟知,而最初所用的夷场反倒陌生了。夷洋一字之差,含义出入非常明显,这种叫法的变化表明了上海人对刚刚设立的租界的看法也在变化。本文所要考察的即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租界设立之初,直至19世纪末这一阶段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对于租界看法的变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