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名析理,推显阐微——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论说方式

船山文风抑扬详瞻,以说理见长,这一特色与其身处明清之际的大背景相关。面对学术渐驳与晚明以来的空疏之风,船山选择以遍注群经的方式力诋殊途,《读四书大全说》可作为其论说的典型代表。船山有接续道学传统的自觉,因而在该书中更专注于与理学家展开对话。同时船山也依循理学家区分出“守正道”与“屏邪说”两种辨说,前者属于进学方式,后者属于辨异端,二者有本末轻重的差别。为防范空疏之病,船山阐述道理多从名义辨析的分殊之途展开,其典型形态可归纳为两轮并举与分层讨论。最终,船山通过彰显《论语》在“四书”当中的特殊地位,为其分殊之论做一个统合。

精微之教——陳淳學術與《四書大全》徴引内容考察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朱熹紹熙元年(1190)任漳州知府,陳淳入於門下,朱熹先指點“根原”,後又提醒“下學”,傳授達於性天的日用之學,道德既是日常中驗之有得的結果,也是於義理當中詳審分判得來,以道與學爲核心,道以顯學,學以入道,從而體現學術完整架構。朱熹與陸象山鵝湖之辯,朱熹採取含容兼取立場,陳淳則勇於與辯,同樣言“心”,陳淳依從朱學思考,“心”之所在,由根原而達於下學,理氣一貫。四書作爲朱學要籍乃是朱門共識,然而陳淳以《近思録》作爲四書楷梯,乃是重申朱熹學術承濂洛之淵源而達於洙泗之正學,四書意義於兹而顯,盡其精微之思,成爲《四書大全》援以印證朱學地位材料,轉爲彰顯朱注價值、深化工夫内涵,擴大性命之教的詮釋内容,對於朱學地位確立,饒有推進作用。

陆陇其《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经学思想考述

陆陇其的《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其编纂受明代科举影响,具有科举应考功用。因其主张读书为文的非功利性,所以该书不同于其他功利性的举业用书,具有矫正时弊与借经学维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三鱼堂四书集注大全》在经学史中的地位虽不如其他经学书籍,但其以“尊程朱,重义理”为核心,反对明代后期佛道释儒的观点,具有传承儒学义理的作用。

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船山对《论语》“足食足兵”章之内圣外王诠释——以《读四书大全说》为依据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朱子关于《论语》“足食足兵”章之诠释表示反对。《读四书大全说》系针对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而作,一般而言,船山会先批评朱子弟子,不得已时才针对朱子。然而此章却直接批判朱子,对其《四书章句集注》之原文诠释提出异议。船山以为,子贡之问政,是就积弊弱国当为之先务而言,因力有未逮,无法兵、食、信三者一次到位,如此,则该以何者为先,何者为次?而朱子的说法却成了于国家板荡之际,固有之三者顿时无力维持,则此时该将何者先去,何者后去?船山的思考点是弱贫之国的富强之道,而朱子之说则是国家存亡危急应对之道,二者显然不同。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的编纂与文化传承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大书,对于传承、弘扬宋元儒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主要的是,《大全》借助统一儒家经典及思想诠释的形式,实现了文化传承,统一了当时的全国思想,极大地赢得了儒士大夫们的文化认同,有效地实现了统治阶层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

宋明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以蔡清《四书蒙引》对饶双峰的吸收与批评为中心

蔡清《四书蒙引》是明代颇具代表的四书学著作,被赞为“朱注功臣”。而南宋饶双峰对朱注的诠释则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被史伯璿讥为违逆朱注之代表。然而《四书蒙引》却与《四书大全》所引饶双峰说有着深度交流,或正面引用赞赏其说,或批评否定其说,或对其说褒贬兼具。《四书蒙引》对双峰说的批评与接受,表明朱子学内部有着良性的思想互动,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饶双峰作为不应被忽视的朱子学重要学者的客观影响,同时彰显出《四书大全》作为朱子学交流平台的枢纽意义。

顾炎武对明代科举官方参考书的反思批评及其意义——从《书传会选》到《四书五经大全》

《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是明代科举的官方参考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从编纂缘起、编纂特色、价值评判等方面对《书传会选》进行反思和评判,对该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顾炎武认为《四书五经大全》多抄袭旧书,这一看法是从《四书五经大全》造成了晚明的空虚学风的视角而提出的。为了总结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身为遗民的顾炎武,力图建立以经学为特征的道统谱系,并以是否有利于经学道统的传承为标准,对《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进行了褒贬。这是顾炎武“明道救世”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越南《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節要》及其與科舉的關係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以下簡稱《大全》)是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成祖命翰林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所編撰的大型儒學著作,含《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書。此書編撰用時近十月,在永樂十三年九月完成,進獻成祖,共計二百二十九卷。成祖爲此書撰序,於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頒行天下。此後,《大全》也在越南被廣泛傳播,對當地文化産生了較大影響。近年來。

“传衍”与“道统”——《四书大全》中黄榦学术之考察

明代所编《四书大全》,建构“官学”体系下以朱熹学术为宗的四书注解样态,成为明儒学术之基础,补缀阙失之外,更重要是从纷杂讲论中,确立一种诠释模式,运用“以朱证朱”的诠释方式,还原朱熹的思考,又兼取门人语录,从朱熹与弟子讲论中寻求用意所在,成为四书诠释的主轴,师门建构说解体系逐渐形成,其中尤以黄榦的地位与作用最为重要。黄榦为朱熹门人,又是其女婿,捍卫师说,传布朱学,地位特殊,成为“朱熹门人集团”的领袖。《四书大全》引录黄榦说法,《大学》有2条、《中庸》有3条,《孟子》有12条,《论语》有148条,总共165条。这些成为了解朱熹之后深化四书义理最重要的材料。《四书大全》建构朱熹、门人、元儒相承的经说体系,黄榦的四书诠释方向,正是深入门人集团当中的关键,也是了解朱熹学术的第一手观察资料,既可以得见朱熹之后朱门诠释四书的成果,亦可见明儒四书学传衍失落的环节,大有助于四书学术发展的观察。是以列举分析,撮举检讨,期以了解门人思考朱熹学术的成果与方向。

论明清时期《四书大全》的传播特点

明永乐《四书大全》为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影响深远的四书著作。其传播地域涉及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刊本流传时间历经明清两代四百余年。传播途径包括刊行、誊抄等方式。传播载体有官方刊本、民间刊本、域外刊本、衍生刊本。

《四书大全》及4种衍生著作举隅

《四书大全》是明代一部官修的四书注本,在明清科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四书大全》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著作,其中包括陆陇其《三鱼堂四书大全》、孙见龙《五华纂订四书大全》、张自烈《四书大全辩》、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等。主要以列举和归纳对比的方法,从《四书大全》的编纂及体例、衍生著作及衍生著作与科举的关系3个方面进行探究,以期对《四书》学有所助益。

山鹿素行《四书句读大全》研究——选择古本《大学》原因探析

自近代以来,江户学者山鹿素行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就其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著作而言,他在完成《山鹿语类》后,还立刻重注宋明理学核心经典"四书",即《四书句读大全》。其中,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最为用功。他采用古本《大学》,对古本《大学》是否需要改正这一问题持谨慎的态度。中山广司认为他的这一态度标志着其尊重古典精神的诞生。然而,通过考察发现,此态度不过是他批判宋明理学的手段而已。山鹿素行之所以选择古本《大学》,并非因为有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而是出于要避免宋明诸儒"实学之弊"的考虑,以及古本《大学》本身可以满足他诠释"古道"的需求。

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繕寫原因考述——兼談《四庫全書》捐書繕寫本

對於《四庫全書》撤出書,前人研究多半歸結於某書内容因政治犯禁而遭撤出。現知有一種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的"撤出"似與犯禁無涉。此書爲清初儒者陸隴其著作,《四庫全書》收在《存目》,但現所見則是四庫館繕寫並用印,故可知是書與收入正編之其他書同,應非撤出。此書散出於民國時期,前人多以撤出目之。《四庫》所收陸氏著作不少,似與犯禁説不符。而撤出原因又非常見因政治上有違當道或違反善良風俗。前人誤爲撤出書,撤出原因,筆者初以爲因與《四書講義困勉録》重複而撤,事實上兩者關係甚淺。本文重新考察《四庫全書》纂修檔案,認爲是書似爲總纂官擅自發佈"捐書繕寫"政策而抄就,故此書雖入《存目》,但與一般四庫正本謄録本有並用印現象。

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三魚堂四書大全》的發現及其他

1999年1册鈐蓋有“文淵閣寶”的《欽定四庫全書·三魚堂四書大全》出現在北京拍賣會上,由此引起諸多人的關注。筆者講述了此書的發現過程和研究所得,認爲此《三魚堂四書大全》應是《四庫全書》中的撤出本,也是中國大陸内僅存的數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實物。

明初经学与《大全》的敕修

明初诸帝在经学领域尊崇朱学,《五经四书大全》的敕修标志着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明初统治者在学术领域实行专制统治,在这种政治文化格局下,士人读经对前人注疏涉猎的范围十分狭窄,经学遂日渐疏陋。

《四书辑释》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影响

元代理学名著《四书辑释》在东亚儒学传播史上地位特殊.它是宋元"四书学"的集大成之作,明代官修《四书大全》的编纂底本,却在明清中国备受忽略或误解.然自元末明初传入朝鲜半岛后,《四书辑释》受到李朝上下的持续关注乃至推崇,影响深远.它在朝鲜王朝屡获翻印,朝鲜正祖还将其视作"《四书》注疏之最善本",予以重编.16世纪至19世纪的朝鲜士人发掘出《四书辑释》优于《四书大全》之处,其地位渐升至更接近朱子本意的疏解经典.《四书辑释》的地位升降和历史境遇,揭示了近世中、朝儒学发展的不同表现.

明代永乐三《大全》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

永乐三《大全》作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和行为规范,沿用近五个世纪,为传承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丛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文运用文献学、考据学和引文分析等研究方法,就《大全》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进行剖析,可为研究和学习儒家哲学著作提供参考。

论《四库全书》收录的明代《四书》著作

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十部明代《四书》著作基本体现出明代《四书学》阐发深至、注重体认经义等特点。《四书大全》虽然是因为其负面影响而被收入《四库全书》,但是在历史上它的价值并非仅具有弋获功名之用,同时它也被当作宋元《四书》文献的集成著作来使用。

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

江户时代儒学汉文著作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中国典籍的滋养。探究域外儒学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江户时期儒学者思想的基础。山鹿素行作为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派代表人物,其古学汉文著作也脱胎于宋明理学典籍。具体而言,《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作为批判参考底本,《四书句读大全》则是山鹿素行对《四书大全》进行的古学式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