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社会的解体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农”的视角呈现了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社会在中国被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解体的生存样态。茅盾并未像同时期的左翼作家那样将“士”“商”作为“农”“工”的对立面,而是展现了士农工商共同面对外部势力冲击和内部秩序消亡的社会现实。茅盾还将原本只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代际冲突书写下沉至农民家庭,塑造了老通宝和多多头这样一对之后被中国当代文学农村题材小说广泛借鉴的父子形象。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一改将乡土作为文化隐喻或政治场域的叙事模式,把乡村当作一种带有世俗日常色彩的实体性存在加以表现,提供了一种全新、有效的农村生活书写范式。

清代诉讼概念框架中的“民事刑事”

在清代诉讼研究领域,无论是既有的"民事刑事"概念,抑或是近年来逐步取代前者的概念,如"重情细事"等,都未能完全摆脱二元对立的观念、形成恰当的诉讼分类。要突破这一学术瓶颈,则应对相关的概念框架进行反思,从而厘清史实,整合零碎化的经验研究成果。立足于"四民社会"理解"民词",有益于展现概念所处的逻辑关系,并认识清代诉讼在不同时空下的内在张力。以"政务"观念诠释"自理案件"与"会审案件",能促进排除与史实不符的观念影响,并勾绘传统中国司法的完整版图。从"国进民退"视角看待清代州县诉讼,可展现具体社会实态下的法制运作,并形成着眼于社会整体的法史学研究范式。

重论士之兴起及其社会历史文化地位

士阶层的起源历来多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固然不错,但此问题犹有待深入探析。因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士阶层起源之远因自西周时代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之社会转型,只不过成为包括士阶层在内的社会阶层转化过程之加速剂。此外由于孔子所创新型社会教育体制中的思想转换因素,把士由旧式的社会政治仆役,塑造成新型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重溯士之社会历史起源

士阶层的起源历来多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此固然不错,但此问题有待深入探析。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士阶层起源远自西周时代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之社会转型,只不过成为包括士阶层在内的社会阶层转化过程之加速剂。此外由于孔子所创新型社会教育体制中的思想转换因素,把士由旧式的社会政治仆役,塑造成新型社会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浅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兵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兵民”群体，他们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为纽带，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中，缺乏合理定位，以至兵民阻隔，结构失调，使军人难以获得“四民”社会的认同。

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称宋代为"第一个平民社会",据说出自钱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其原意。钱穆认为,平民社会始于秦汉,宋代只是更纯粹。他另有以士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一说,便与其平民社会论有所抵牾。尤须注意,钱穆所说的平民社会,其含义为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然而钱穆对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明清时代的绅士这两大特殊势力均有或深或浅的论述。何况在可视为"无定型时期"的西汉与宋代,同样不乏特殊势力。特殊势力在中国古代从来未曾缺位,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之不妥是显而易见的,如若改称权力社会,或许较为近乎实情。

爲士之道——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柳宗元主张天人之分论，注重以生民为本的世间事务，生民之意成为其政治社会论的起点。子厚认为道体现为从天子至庶人的秩序，法制礼乐是维持此经分秩序的凭藉。在四民社会架构下，所有成员履行符合其分工位置的行为，始能达成秩序的和谐运作。生民之意有待士人、君主等理物者实践其公共职能，而士人惟有入仕始能承担理物之职。世间秩序既本诸生民，士人入仕自须以生民为念，从而为士人入仕提供合理性的理据，以提升士人的积极性。子厚进而提出“明与志”之说，强调通过认识与明辨，始能认识道与现实处境，进而采取合理行动，拯济生民。

清末民初徽州官员如何过年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之一。普通人的年俗,迎来送往,古往今来变化不大。在清末,官员过年,也祭祀祖先,出门拜客吗?需要给上司送礼吗?传统四民社会中“官—民”的隔阂,天然导致官民年俗的差异。而这些记载,在官方的文献中,也往往不容易发现。但在私密性的日记中,节日礼俗有着详细的记载。

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以浙江省温州府为例

在晚清以降规模空前的西力东渐与"国族"危机影响下,温州地方士人开始面向本地下层民众的"启蒙"实践。据其自身的理解,此类实践非仅是将新知新潮在地方作普及;外来之学与士人的某些传统观念诉求结合而生的亦新亦旧的知识观念,在其间或起到更关键的作用。此外,士人还借鉴西人(主要是传教士)在民间发生影响力的方式手段,据以抟塑本国"国族",再反过来与外人形成竞争。但在文字语言改革、演说阅报、反迷信、实业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即便在士人自身的观感中,实效似也多半未合预期。士人实际多是在建构自身及其子弟亲族的"国民"地位。以"启蒙"求"合群"的初衷,终却可能固化了地方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隔膜。

宋儒陈舜俞“富教相济”的治理思想

面对北宋中期日益加深的社会政治弊病,陈舜俞将社会结构由“四民”分化为“八民”这一“古今之变”视为关键性诱因,遵循自上而下的治理思路,提出“富教相济”的治理思想,即依靠政府强制、政策引导、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竞争等治理机制,采取兴学养士、名田劝农等推动业已分化的社会成员回归社会生产的一系列举措,旨在恢复理想状态下的和谐社会关系与稳定社会结构。陈舜俞的这一治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经制之学色彩。在他看来,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有着人性的必然依据,恢复“四民”结构,能够充分发挥民众在各个领域的积极性、创造力,增加社会物质生产,缩减社会物质消耗,由富民、教民而富国,使国家上下一团和气,从而造就一个道德的、富足的、和谐稳定的“四民”社会。陈舜俞的治理思想,是传统儒家治理思想在北宋时期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