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时代背景下汉代四神图像的视觉化创意与应用研究

四神图像作为汉代思想和文化的物化载体,对现代艺术有着深远影响,而国家对多样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为传承和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之一。主要从文化创意角度探索汉代四神图像的视觉要素,从不同角度挖掘四神图像的艺术价值,重点研究汉代四神图像在当代文创产品中的应用,分析汉代四神图像的视觉因子,利用创意思维和设计手段更加科学地传播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从而以新面孔、新形式再现汉代四神的文化魅力。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提取方法和应用价值,最终达到文化创新的目的,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沂南汉画像石墓四神图像分析

根据图像的功能,将沂南古墓前中二室的图像分为下部由外而内的"转生画像"与上部由内而外的"观看画像"两部分,画像中所包含的方向性将前中二室分割成两个相互区别又彼此连贯的线性空间,并包含时间因素在内。四神图像便位于由外而内的转生画像体系内,其方位分布并非是相对于后室的死者而言,而是具有明确的天文学内涵,作为"天"的象征进一步强化了墓门的"天门"属性,并在转生画像叙事程序中发挥着过渡与临界的作用。

论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四神图像

"四神",指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标志着祖先对方位的初步认识,在当今则演变成四种有吉祥含义的神兽形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宇宙论体系。在我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这四种图像也常有出现,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四种神兽分别以组合或者单独的形式刻画于汉画像石墓中的墓室顶、门和门楣等处。通过对四神图像起源的追溯,分析其方位排列和图案形象的组合来探析其所代表的不同内涵。

唐墓室壁画与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四神图像比较研究

四神图像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在以阿史那忠墓为代表的中国唐代墓室壁画和日本高松冢古坟壁画中都有所表现。通过对壁画中四神的位置与规模、用笔及造型色彩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高松冢壁画与唐代墓室壁画的亲缘性,但二者的四神图像意义并不相同。在唐墓中,四神图像常伴随着云纹,其位置也由墓室转到墓道口,表明在当时较为进步的天文学知识催生出新宇宙观念的背景下,四神从旧有的系统中脱离出来,成为指引升仙的神兽。高松冢古坟的四神图像则遵循传统宇宙观念,是四时、方位等概念的象征和显现。

宋元时期墓葬四神图像探究

将宋元装饰墓中的四神图像分为三个区域,即中原北方地区、川贵地区、福建地区。在对宋元时期墓葬四神图像分区梳理的基础上,发现中原北方地区装饰墓中的四神图像在墓中不同位置代表了不同的图像意涵与功能。由于墓葬形制和墓主人身份的影响,川贵地区装饰墓中的四神图像较中原北方地区有了新变化。福建地区宋元时期装饰墓中的四神图像与侍者图像和道教图像组成新的图像组合,反映了福建地区的地域传统和道教信仰。

高句丽壁画四神图像审美浅析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往往是作为祥瑞而崇拜,并演化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灵,起到保护神灵的作用。高句丽壁画中的四神图形象准确生动,比例适当,装饰性、平面性、略微的夸张造型,组织的图案有整体的画面感。动物和景物主次分明,每一块面的局部图案,都能统一在一幅完整的画面之中。

四神图像艺术模式与政治理念的关系

四神图像体系的形成最初来源于原始的识星模式。作为四方、四时、天空星宿象征的四神图像是宇宙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四神物化形态成为绝佳装饰,在建筑之中得到广泛应用。四神图像体系所代表的方位观念和宇宙秩序,已经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秩序,而且是社会秩序的象征,融入了天人相应思想,渗透于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神画像砖探究

四神图像在我国古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常以各种艺术形式在一些墓葬和房屋建筑中被大量使用,其具有形式变化统一、色泽饱满均衡、相互对称呼应等特点,在绘画艺术和美学风格上特色鲜明、熠熠生辉。文章重点围绕四神画像砖壁画的历史沿革、图像演变、造型特征、构成元素、艺术特点、内涵演化等方面进行梳理、剖析和探究,并对其流传演变、蕴含内容及历史文化影响等进行归纳释读。

简述朝阳博物馆馆藏辽代石棺四神像

"四神"作为古代人们的崇拜物之一,体现在人类社会多个领域。考古资料证明,在诸多遗存中都留有它的图像印迹,尤其是在石棺上,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更体现出了古代人民较高的艺术水准和雕刻技艺。朝阳博物馆(以下简称"朝博")馆藏辽代石棺上的"四神"图像,无论形制、规格,还是制作手法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研究工作中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平壤及周边地区高句丽中期壁画墓的演变

以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轺车图像为研究对象,依其形制演变可推定药水里壁画墓的时代,进而对平壤及周边地区墓主与四神图像共存的高句丽壁画墓的演变序列进行分析,将壁画墓的时代定在5世纪后叶晚段至6世纪前叶早段。在此期间,高句丽的丧葬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根本原因是受到了中原宗教建筑艺术与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