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篇心论的治道意蕴

《管子》四篇以治心为治身与应物的前提,从心自身、身心、心物三个层次探讨心与治道的关联,集中反映了稷下黄老道家的心灵学说和政治思维。就心自身而言,两重心说揭示出众人与圣人心灵状态的差异,意在说明圣人统治权能的依据。身心关系方面,心对身体诸感官弱的控制性和主导性,以独特的思路论证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治道理念。心物关系中,虚静之心处在道的地位,借助形名之术以统御万物,是治道在抽象策略层面的说明。

《管子》四篇关联性研究:基于四篇核心术语的考察

链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作为一组文献的核心术语是精气和心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均祖述《内业》精气论,但与《内业》重在修身内圣路径不同,《心术上》《心术下》《白心》融入形名和法术治理思维,重在论述治理,外王色彩浓。《管子》四篇创作时间大致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相当,也就是在公元前319年到前311年之间。《管子》四篇特别是《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从行文到内容均深受尹文子学派的影响,但《管子》四篇保持自己相对于尹文子形名学派的独立属性。《心术上》《心术下》接受了尹文子君臣分业、名实相稽、道法合流等学术论点。《白心》的作者与庄子后学交流密切,但《白心》也同样融会贯通尹文子名法合流思想。

《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归入《士容论》新解——以士、农关系为切入点

基于作者书写意图的考量,以“士”“农”关系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可以推知《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收录于《士容论》一栏并非随意为之。《士容》《务大》两篇所赞扬的士人群体是能够为国家出谋划策、建功立业者,而农业技术的掌握与应用是治理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上农四篇”中所记载的农业科学知识的真正实践主体恰是士人而非农民;由《吕氏春秋》所收录的士人故事及其言论可见,农耕既是士人出仕前的生存基础,又是其固守己志、安身立命的方式;广纳士人和发展农业是秦国得以崛起的两大要素。上述四点可以解释《吕氏春秋》一书作者将“上农四篇”归入《士容论》一栏的原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士而不农”“农中无士”观念的突破,隐含着对“士”“农”两阶层应一视同仁,并使之相互辅助的理念。

《管子》四篇中的理智德性与知识论思想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管子》四篇的德性理论首先缓解了形上学立场与经验常识之间的对峙状态,也就是说合乎"道"的生活应该直面生理需求和情感体验所带来的挑战。其次,将认知能力确定为"心"所固有的功能、依据"静因之道"论证理智德性,是为了表明人能够以主体性的地位参与、主宰天地万物的演化进程。此外,"静因之道"关注"因"的主张,不仅可以推论出人有能力掌握"道"和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且也将日常语言与言说"道"的方式演变为融贯性的话语体系。

《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管子》四篇哲学思想对《淮南子》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宇宙论上,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精气说;在心气论上,继承了《管子》的"以心受道"理论;在政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体君位说;在修养论上,继承了《管子》的心形双修理论。《管子》四篇理论是典型的齐文化思想,《淮南子》之所以受到齐文化影响,一是与汉初齐文化的盛行有关;二是与《淮南子》的部分作者来自齐地有关;三是齐、楚文化风格有契合之处。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尊君与治术——《管子》四篇秩序论发微及其当代批判

《管子》四篇是战国时期稷下黄老道家的学术作品,围绕秩序这一题旨,《管子》四篇的性情、心治、形身、刑名、礼法等诸多理论问题呈现出交纵相连、声息相通的样态。在其秩序理论以尊君为内核之下,其他一切理论不自洽、逻辑不融贯也变得情有可原。这正是黄老治世精神的根本体现,即将社会纲纪的整饬寄托在以君王为主轴的政治宏轨上,并不断为尊君与强化集权造说。于此可见《管子》四篇的秩序理论包含有很深的官僚技艺以及对效率的追寻,其所设定的秩序模式皆是以君王为中心的最优选择,其行权策略也是一种较为经济的方式。从而具备了实效性与可操作性,能够较为切中政治建构之实际需要。

《管子》四篇身心修养论相关命题探赜

《管子》四篇认为,精气是生命的本源,宇宙万物皆是由气化而生成的。在此基础上,其所创造性提出的"白心""处虚素""节欲""守敬"等新范畴、新命题极大地丰富了黄老道家在身心修养方面的思想内涵,其重视身心双重调理的主张更是在黄老政治实践中打下深刻烙印。对于《管子》四篇身心修养论所主的此类问题意识进行概念梳理与命题分析,有助于廓清其身心修养论的内在逻辑推演过程,进而能够了解到《管子》四篇在黄老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具体地位与其所构成的演进环节。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战国时期子学思想由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以《管子》四篇为考察重点

从"道"的高度来考察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从重道体向重道用的转向是这一历史阶段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有鉴于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所呈现出的宏阔博杂之态势,本文主要以《管子》四篇为文本依据与考察重点,围绕《管子》四篇中的精气说、心说、名与礼法思想等方面展开行文。最后,文章认为,从重道体到重道用的转向以及对于后者的日渐重视,经历了整个战国时期乃至秦汉,而对于道用的愈加重视与探讨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潮流。

《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淮南子》对《管子》四篇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丁原明《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约成于武帝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年），汉志把它列为杂家。表面看来，《淮南子》与代表先秦齐稷下道家哲学思想的《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

第四篇：未来展望与趋势探讨

前面我们已经报告了2003年广告公司发展的总体状况以及广告公司与媒体和广告主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总结这一年度广告公司的发展．回顾过往状况同时展望未来走向。

试析《管子》“四篇”的君道论

《管子》"四篇"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治心,把论说的焦点集中君主德性养成及其实现上。"四篇"君道论体现出一种由解决君道问题进而达到解决治道问题的典型政治思维。从"君道"方面研究"四篇"无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审视"四篇"思想的新视角。

《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的内容体系——兼论夏纬瑛与许富宏对《任地》《辩土》《审时》内容体系的不同观点

《吕氏春秋》之《上农》四篇是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农学著作。《上农》篇集中论述了先秦农家的重农治国主张,《任地》《辩土》《审时》三篇主要总结了先秦农业生产经验。对《任地》《辩土》《审时》三篇的内容体系问题农史学界有争议。本文认为《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既不像夏纬瑛所说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也不像许富宏所说"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

《管子》四篇“气”论的体育学信息

《管子》四篇关于"气"的阐释,是中国古代气功发展基础理论的奠基石。这四篇文章释放出来的体育学信息,从体育生理学角度看,把"气"看作是身体内部的一种运动着的物质形态,认为"气"在人体的内部按照"道"的规律在运动变化;从体育心理学角度看,"气"是一种健身养生的方法,从体育运动学角度看,"气"又是身体内部的运动体。这一理论,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医学、保健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发展有着杰出的理论贡献,而且丰富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活动类型。

《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

《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管子》四篇中的养生理论与幸福观

在确认合乎"道"的生活即是人类生活之终极目的的前提下,《管子》四篇提出应该将养生当作思考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当然,《管子》四篇所谓的养生有其特定的内涵,即是以"心"调节生理需求作为自身的基本立场。因此,《管子》四篇主张,幸福作为人类生活之终极目的也必须从双重向度上来加以理解:人如果可以良好地运用"心"所固有的功能,那么一方面会"做得好",也就是为情欲、饮食、情感体验以及利益分配等实践领域制定出了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又会使自己"活得好",也就是拥有财富、荣誉和好运等外在的善。

《管子》“四篇”的心论-以“智”为讨论核心

《管子》“四篇”把心灵的功能划分为高低两个层次,把较低层级的“心”比喻为储藏智慧的宫室,而较高层次的“心”即宫室所藏的智慧.《管子》“四篇”侧重于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理解智慧的本质,并诉诸一个神秘莫测的概念-“精气”来解释智慧的来源,把“精气”视为智慧的超越性原则,把“心”视为智慧的个体性原则,把情感、欲望的扰动视为超越性智慧与个体之心之间的差异原则,把“德”视为克服情欲扰动的途径,亦即把“德”视为智慧的内化原则.《管子》“四篇”对“智”的探索,是中国古人解开智慧之谜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