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教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评述

关于我国刑法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刑法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移植说”和“肯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高铭暄教授作为“肯定说”的主要代表,认为我国选择“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理论置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外,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既具有“入罪”功能,也具有“出罪”功能。此外,要准确评述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观点,还必须充分把握比较对象理论上的完整性,避免机械地进行不合理的比较,并通过全面了解自身和对方的长短处,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罪理论体系。

重拾四要件犯罪构成:从可取性到核心重申

因为能够处理好自身与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且能够吸纳正当化事由,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应予肯定。而在肯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之后,我们还应消除因“基本逻辑错误”“基本立场错误”和“基本前提错误”而对犯罪构成所形成的新的疑虑,且应赋予犯罪构成以“司法学顺序性”或“方法论顺序性”。进一步地,当把认定犯罪的方法逻辑和司法效率结合起来,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内序”应确定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最终,四要件犯罪构成应重申的“核心要件”便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而这是由“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被害人样态刑法地位之证成——以中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为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下,四要件与阻却事由是并列关系,由于但书的存在,犯罪成立甚至需要进行3次评价,加之四要件只是符合与否的判断而没有程度的考量,导致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同意、被害人特殊状况等被害人样态被散布于四要件、阻却事由、但书、酌定量刑情节中讨论,无法统一在四要件体系中找到其应有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的根据变得扑朔迷离。实际上,如果对四要件体系的内涵做实质性和扩张性解释,把违法阻却事由、社会关系破坏程度、主观恶性大小等内容涵摄于客观方面、客体、主观方面,那么被害人样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就拥有相应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也就有了统一的根据。

论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潜在的程序风险

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所潜在的三大非客观性风险,使得犯罪构成要件始终无法摆脱主观性的印记。在刑事适用过程中,非客观性风险演变为有罪推定的程序乱象。因此,完善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意义,关键在于重塑犯罪构成要件概念客观性、犯罪构成要件的位阶性和引入犯罪构成消极要件。

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适用——从三阶层与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说起

通过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明显优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吸收其优势——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有关三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我国刑法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适合我国的刑法体系。

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暨对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坚持

主张取消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翻现行中国刑法学体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具有历史合理性;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现实合理性;逻辑严密、契合认识规律、符合犯罪本质特征,具有内在合理性;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相比,相对稳定、适合中国诉讼模式,具有优势。当前应坚持罪-责-刑的中国刑法学体系,同时,也应改变静态的研究方法,加强刑事责任理论的探索,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进一步促进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完善。

为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辩护——以共犯论为视角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准据",其具体类型主要有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阶层犯罪构成理论的划分,前者在我国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刑法学知识的转型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以共犯论为视角,通过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认定犯罪时的理念和方法的双重厘清,可以发现该理论其实并不像批判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反而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势。完善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认定共犯方面不足的对策,是按照司法认知的过程对四个要件的排列顺序进行微调,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无刑事责任能力者)与有刑事责任能力者共同侵害(或威胁)法益的特殊案件类型,可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以单一正犯体系进行处理。

日本“三阶层”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与前苏联“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探讨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符合就认定该行为犯罪行为,如果不符合就不认为该行为是犯罪行为。但是一个行为怎样才算是犯罪行为呢,这就需要我们研究每一个犯罪的犯罪构成,找出其中共同的部分。提炼出一个犯罪模型,即犯罪构成要件。现阶段我国采用的是前苏联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该理论在实践中和理论研究都多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呢?我国的一些学者从研究日本刑法中的"三阶层"犯罪理论出发,希望能为我国"四要件"理论给予一些启示和帮助,也希望在探讨"三阶层"的犯罪理论的优点时,能为中国化的"四要件"理论给予一些改革的建议。

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论争及其长远影响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触及了方法论上的体系思考这一关键问题,必将对我国刑法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值得认真回顾总结。四要件说整体观察、全体性思考的方法将违法和责任混同,难以突出分析重点,且在共同犯罪、正当化事由的处理上存在明显"硬伤"。在我国刑法学中,立足于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为降低"改革成本",防止理论建构在技术上过于繁琐,建构超越四要件、三阶层的争论且顾及实务操作便利的犯罪论体系是完全可行的,多种犯罪论体系并存的格局也属正常。无论犯罪论体系如何建构,都必须将违法和责任清晰分开,确保对客观面的判断在前,并一体地解决共犯论等其他关联问题,至于是否采用阶层论的术语则并非关键。目前国内有影响的几种主要改造方案基本上都能够满足上述要求。认识到这一点,我国刑法学者今后就不再需要有"择边站队"的潜意识,从而减少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抽象争论,转向思考具体问题的解释妥当性。

中国与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比较

中国修正后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和英美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在结构和体系的宏观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前者仅从实体法角度理解;后者所称的犯罪构成,既包含实体法内容,也包含程序法内容。若仅从实体法视野看,这两大犯罪构成体系在犯罪的微观构成要素方面是大体相同的,两者在此罪与彼罪区分功能上基本相同,出罪功能基本相同。两大犯罪构成理论均简单易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在社会保护、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和诉讼效率方面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我国不宜盲目仿效英美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若将诉讼程序性要素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之中,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理论将发生重大变更,可能引起刑事法理论的混乱。

走“平民仁道”还是“精英霸道”——现代民主法治视野下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选择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术对垒已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要争鸣态势。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有着复杂深奥、晦涩难懂的品性,广大民众对这一理论难以理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法治相违背的理论。现代民主法治呼唤大众化、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

犯罪构成的借鉴与选择

理论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改革，是继续坚持走“苏式四要件”模式，还是引入“三阶层”构成要件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每一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我们要正确的比较两种犯罪构成的相同点和区别，应该在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改革，既不是全盘的否定，直接换成“三阶层”，也不是固守陈规对已经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将两种犯罪构成，有机结合形成新的犯罪构成要素，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司法实践。

法国犯罪论学说考:脉络、评价与镜鉴

对德日以外刑法学知识收集和传播的不足,导致我国对外国学说的考证不完整,不利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展开犯罪构成理论争鸣。法国犯罪论始终呈现出体系多元的局面,各种学说相互融合、彼此影响。多数学者主张的“犯罪—犯罪人”二元论是历史形成的表述习惯,与“犯罪构成要素”一元论没有本质差别。法国的犯罪论仍然是平面犯罪论,不存在类似于德日的阶层。法国犯罪论学说虽因理论深入程度不足等问题,不能为我国所全面移植,但仍对我国有启示作用。由对法国现实情况的考察可知,体系的选取、判断次序与处理结果和人权保障并无必然关联,正确认定犯罪的关键在于鉴定式案例分析,这是各种体系、各个国家共通的要求。中国犯罪论体系之争中,针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部分批判不符合实际。各种学说之间应当交流互鉴,不应抱持争优劣、争对错的心态。

复杂疑难案件下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劣对决——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与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对决

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

从司法层面看“犯罪论体系”改造

犯罪论体系改造,是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争论的热点。与大陆法系"三层次"犯罪论相比较,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确有改进和发展的必要。但是,"三层次"犯罪论体系的指导意义仅具有局部性和阶段性,并且它排除了"犯罪客体"要素,在司法实践中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相悖。而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与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各诉讼环节的证据要求总体是相适应的,也与分案处理模式相适应。

百年来中国犯罪论体系的演变历程

清末法制改革运动确立了与传统刑法文化完全不同的刑法制度和理论,实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近代转型,逐步在事实上确立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在中国刑法学中的主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以四要件为内容的苏联犯罪构成理论被移植、吸收、借鉴到中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通说地位。近30年来,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自身不断深化的同时,其内部的理论争鸣以及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质疑此起彼伏,使中国犯罪论体系发展呈现出不断争鸣的基本形态。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完善

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围绕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形成了"重构论"与"改良论"之争。持"重构论"的学者主张废除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重建新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而持"改良论"的学者则主张借鉴外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因素来改良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持"重构论"的学者与持"改良论"的学者在对待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但是都认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可以按照客观要件→排除客观违法的事由→主观要件→排除主观责任的事由之顺序进行完善,并且也可以采用相应的方法对其合理性进行验证。

从三起反杀防卫案谈犯罪阶层论之提倡

近年来发生的几起反杀防卫案在定性上发生了反转,除了对于防卫时间和防卫限度的理解不清,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固有的缺陷使得在解决此类疑难案件时显得力不从心。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内,犯罪构成与应受刑法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两个面向,从社会危害性出发判断行为性质是其必然的思维路径。而在犯罪阶层论的语境,行为才是思维的始点,决定行为法益侵害性的是具有严格位阶关系的各阶层的动态构成,从而可以避免从社会危害性入手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误判。在司法实践中提倡犯罪阶层论可以坚持理论服务实践的原则,从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和犯罪阶层论并行逐步向犯罪阶层论的普及过渡。

中国犯罪论体系之争的省思

犯罪论体系之争的要义在于体系是否具有贯通的刑罚目的理性,并在此框架下能否逻辑周延地进行推演,其核心议题不局限于阶层或平面的外显形式。将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推倒重来的观点过度评价了阶层体系的作用,忽视了阶层体系的逻辑难题和四要件理论在目的理性与逻辑严整性等方面的优势。从刑法学对行为人的根本预设出发,不法与责任阶层的区分更多体现为教学法意义上的优势,却侵蚀了逻辑严整性,其贯通才是向更高阶目的理性的回归。在同样的意义上,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贯通也值得追求。阶层模式“思维分层与思考顺位”的优势,也并非不能由平面模式胜任:“名”(教学法上的显性化)不影响“实”(目的理性)的实现。平面与阶层模式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不同体系经过良性自由竞争完全能在我国得到进一步融合完善。具融贯优势的四要件模式总体上无必要被完全淘汰,但应学习德日在具体问题上精深的理论和判断问题时审慎、客观中立的“鉴定式”思维方法,克服传统理论在具体问题中的不足。

一个颇具争议的沉重命题:“中国刑法知识转型”

在晚近四十年里,我国刑法学界最具争议性的重大命题是"中国刑法知识转型"。这一命题的基本内容是:在当代中国,应对现有的、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刑法知识进行全面清理,并向以德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本框架的德日刑法知识转型。经过论证后可知:这一命题存在着命题过宽的逻辑错误;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刑法知识体系可以较好地适应刑事法治建设和促进中国刑法学的发展;中国刑法知识全面转型为"以德日多元化犯罪构成理论知识为主轴的刑法知识"后并不能更好地促进刑事法治的发展,因此,这一命题是不能成立的。在未来,我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文明刑法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