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会同四译馆中的朝鲜通事考论

清朝与朝鲜均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朝贡成为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方式。在清朝与朝鲜两国关系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翻译官的通事是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清朝设立会同四译馆作为客馆机构接待前来朝贡的国家,鉴于朝鲜内服最早、往来最为频繁,所以在不复设置其他国家通事的情况下却一直保留有朝鲜通事,由此体现出清朝与朝鲜关系的密切性和特殊性。会同四译馆中的朝鲜通事处于清朝与朝鲜交流的最前沿,肩负着翻译、敕使、迎送使臣、贸易等多种职责。朝鲜通事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对增进清朝与朝鲜的交流和两国关系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会同四译馆论考

清代建有会同四译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藩属国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四译馆还是清政府与周边藩属国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会同四译馆的设置,对发展清与藩属国的关系起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会同四译馆门禁制度下的“币”“礼”“情”——《湛轩燕记》中以徐宗孟为代表的通官形象分析

清乾隆时期,朝鲜燕行使洪大容在《湛轩燕记》中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既贪婪腐败、暴戾苛刻又守信讲义、重情重礼的中国下层官员——徐宗孟形象。徐洪之间围绕着“币”“礼”“情”的交往过程,一方面揭示了清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体现了清政治普通官员尚礼重义的传统礼义文化观。

清代四译馆考

顺治元年(1644年),清代四译馆设立。尽管作为朝贡译学机构的清代四译馆具有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但其实际运作情况却明显不同于前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代四译馆被合并于礼部会同馆,实际上已被裁撤,这和其未能满足清初翻译学人才实际需要及朝贡翻译职能萎缩有极大关系。清代四译馆存续105年,其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在清代的盛极转衰。

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初探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松潘属包子寺等各西番译语》,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编定的十一种"番书"系列,记录的是松潘地区使用的藏语方言,与原拟题为"松潘译语"(川一)的故宫抄本内容一致。通过与故宫抄本逐一进行对照,文章进一步判定此复抄本较故宫本更接近初编本。

乾隆敕编九种《西番译语》初编本及其定名

乾隆敕编九种《西番译语》是一份迄今最为丰富的有关藏缅语历史比较研究的参考资料,记录的语言涉及藏语五个方言、尔苏语两个方言以及嘉绒语和白马语。由于其初编本在清末流失海外,此前人们难得一见;而国内现存故宫抄本封面均题"川番译语",有失笼统,所以关于九种"译语"初编本的存世情况及其定名一直悬而未决。我们梳理九种《西番译语》初编本的海外收藏情况,并根据其题签,确定每种译语的名称,进而确定采录者命名的原则是概括所采语言的地域范围和府州建制。

唐至民国时期汉藏翻译历史辞书考述

唐代汉、藏文之间的对照翻译开始出现,敦煌文献存有用藏文翻译的文卷。宋代释法云《翻译名义集》,是以汉文解读梵文佛经的辞书,有开创意义。北元中书省礼部编《译语》(不分卷)及明代陈士元撰《诸史夷语解义》(上下卷)都是翻译民族语言的辞书。明代建四译馆,设立翻译人员,翻译专门语言辞典,有《四夷馆考》、吕维祺所编《四译馆增定馆则》二十卷;明代四夷馆西番馆编写《西番译语》一卷,该书每词先列藏文,下用汉字注义、标音,为官用藏语、汉语对照字典。清代江蘩增补了《四译馆考》十卷。清廷官修撰成《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用满、汉、蒙、西番、托忒、维吾尔文字标注。乾隆敕修了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乾隆还敕修汉、藏、梵文对照的《御制同文韵统》六卷,作为翻译藏文经咒的工具书。民国时期杨质夫编撰的《新编藏汉小辞典》、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的《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是早期汉语、藏语对照辞典。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编写的《唐五代西北方音》是研究敦煌汉藏对音写本。张煦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为新中国成立后《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汉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师翻译《藏文文法》并将其作为教授学僧的教材。由班禅大师任会长的上海菩提学会设立译经处,高观如、罗桑益西编写了《西藏文典》。

清代编纂《华夷译语》

清代,翻译工作随着中外关系和国内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而发展。清初,中央国家机关沿用明代旧制,所设的翻译机构称为四译馆,下设鞑靼、女真、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十馆。顺治十五年,将其中鞑靼、女真二馆,隶属于翰林院。乾隆十三年,会同、四译二馆合并。

明清《西番译语》传本寻踪

文章根据明代以来的书志著录、19世纪末叶至今的相关研究以及个人的寻索访求,梳理出海内外《西番译语》几种主要传本的共性和特色,考察了其藏存的相关线索,同时对其珍贵的语料、史料价值作了简评。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

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为神田喜一郎旧藏,属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编定的十一种"译语"系列。通过与故宫抄本的对比,本文认为这四种《西番译语》为初编本,而故宫抄本在抄写时对原本进行了校理。

明清《四夷/譯館考·西番》校記

本文在綜檢明代以來書志目録,參考近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着力探討了東方學會本《四夷館考·西番》的殘闕和江蘩《四譯館考·西番》的史源問題,特別對二者之間的文獻異同及其實質,乃至同類邊乘著述的特徵做了分析。本文的考察,是筆者正在進行的明代西番館和《西番譯語》整體研究的部分内容。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

中国官方的翻译培训机构开始于明朝的四夷馆。本为东夷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之后,四夷馆被清朝接收,但是,“夷”字被拿掉,又以鸦片战争为分野,先后改名为四译馆和同文馆。改名的背后或者有来自外族的推力,或者有来自外国的推力。然而,持久的推力是国内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因为人民利益才是变革的永恒动力,才是制度文明的落点。

清代总理衙门的设立与中国外交的变化

一八四○年,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列强的步步侵逼下,为应付时局,腐朽的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方面作了一系列变革,企图巩固和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其中,一八六一年,清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在此以前。

全球史视野下的元明清“译”与“驿”

古代的驿传交通非常发达,各个朝代在驿传交通网络上设立客馆,并为了与四方使臣、宾客交往在驿站、客馆设立翻译人员。'译'与'驿'虽然是两个不同系统的产物,但是,二者在古代的外交、文化交流、商贸活动中是息息相关的。古代官方培养的译官多被分配到驿传场所从事翻译工作,'译'与'驿'较早地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地区、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外交、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语言媒介与交流平台的作用。元明清时期,'译'与'驿'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族群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人最早怎样学英语

英国特使曾奉命觐见乾隆,请求互通商贸,吃了闭门羹,然而半个世纪后,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爆发。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