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与婚姻挤压——以战后四邑侨乡为例的探讨

论文从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的形成、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下的社会调适等方面,对战后四邑侨乡社会重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的婚姻挤压是特殊历史时期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战争时期的兵燹、饥荒、瘟疫疾病、侨汇中断与国际移民网络丧失等一系列突发性的历史事件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造成了侨乡社会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动;战后时期,美、加等国移民新政扫除了侨乡社会向海外华人社会跨国婚姻自由迁移的政策障碍;中外交通的恢复、国际移民网络的重建、巨量侨汇的涌入与华侨残破家庭的重建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挤压程度。面对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问题,四邑侨乡社会在普通民众追求个人生活幸福的理性选择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衍生出一系列应对婚姻挤压效应的社会机制。

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抗战前后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转变——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

论文通过对一起侨汇纠纷的分析,揭示了从大萧条到战后初期四邑侨乡侨汇运营体系的重大转变和战后初期侨汇运营实态。大萧条使中国从货币银本位进入纸币时代,此后,侨汇汇兑经常与通货膨胀联系在一起。战时的特殊环境,使民间侨汇运营体系进一步衰落和中断,官方银行主导和垄断了侨汇运营。官方银行为主的侨汇运营体系不仅强化了官方银行对民间金融的控制,也加强了乡村自治机构的控制能力。战后官方银行运营能力的不足及其繁琐的领款手续,使侨汇兑换令人望而生畏,这和通胀压力一起催生了广阔的侨汇兑换的"中间人"市场,而国家控制能力的强化使"中间人"随时可能成为侨汇的"冒领者"。

战后广东四邑侨汇体系的恢复与重建

二战结束后,随着中外交通的恢复和海外移民网络的重建,四邑侨乡社会进入了恢复重建期。在战后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和配合下,以现代银行金融系统和邮政系统为主体的官方侨汇网络体系得到了迅速恢复和重建,一度成为主要的侨汇途径;随着海外巨额侨汇的涌入,四邑侨乡经济活动日益活跃。部分侨汇转化为金融资本,有力地推动着以金山庄、金号、银号、地下钱庄和零售商店为主体的四邑侨乡社会民营侨汇体系的恢复和发展。

地方志与四邑方言历史音变

地方志对四邑方言历史音变的探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四邑方志显示,四邑方言阴平、阴去归并至迟在康乾时期就大致定型,而且是阴平主动变同阴去。此外,古透母擦音化,以及台山、开平这两个代表性方言点的曾、梗摄部分字文读时收-n、-t尾,与山、臻摄合流等,这些语音特点在方志中也有零星记载。

“四邑侨汇为粤省冠”说辨析

在近代,侨汇为江门五邑侨乡重要的经济命脉,曾有“四邑侨汇为粤省冠”之说。从定量、定性两方面辨析此说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测四邑侨汇所包蕴的文化价值。

广东四邑方言古精知庄章组塞音化现象

古精知庄章组在广东四邑方言中有塞音化读t-、t h-的现象。相关方言点端母(含定母去入声字)零声母化、透母(含定母平上声字)擦音化,t-、t h-留下空档,是以古精知庄章组相关声纽塞音化。

国家、堤防与社会:明清两湖水利事业中的国家介入与区域协作——以四邑公堤为中心的考察

一引言:区域史研究中的跨区域问题区域史研究目前正成为史学界研究的潮流之一,这既是对以前宏大叙事史学的一种反思,也是缘于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内部区域性差异较大,欲求全貌,需先知其细部不可。否则构建的任何一种中国形象都只能是一种'虚像'。问题在于,是否仅仅关注一个个的区域就够了?

史学视野下的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以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问题研究为例

国内婚姻挤压问题的研究多是从社会学、人口学的角度出发,擅长对各项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数据分析。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数据分析无法体现出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婚姻市场的动态变化过程,更无法诠释婚姻挤压形成、调适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制衡过程。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婚姻挤压问题研究能够为我们从历史学的视角检讨和反思国内婚姻挤压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经验与启迪。

战后四邑侨乡社会权力体系的恢复与重建

随着日军的投降,分崩离析的四邑侨乡社会又重新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域范围纳入到国民政府统治版图。国民革命军六十四军在四邑地区的重新驻防,标志着四邑侨乡主权的回归。随着四邑侨乡社会县、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的恢复与重建,标志着以国民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权力体系重新建构起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四邑侨乡的党团分支机构及其控制的民间组织也得以恢复和重建。至此,四邑侨乡社会完成了战后地方政治权力体系的恢复与重建。这不仅为战后四邑侨乡社会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等各方面的社会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为四邑侨乡社会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政治经济秩序,恢复地方文化传统和礼仪秩序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从四邑银信看二战后缅甸华侨的心路历程——以缅甸华侨黄礼胜寄归银信解读为中心

通过对缅甸华侨黄礼胜寄归家乡妻儿一组银信的解读,可以探看二战后四邑侨乡重建时期一位普通缅甸华侨的心路历程。黄礼胜在银信中既表达出对战后缅甸社会时局动荡、华侨生存状况日益恶化的忧惧,又表达了对国内侨乡重建进程的密切关注、对家乡亲人的眷恋和对通货膨胀的担忧。

澳大利亚早期的四邑籍华侨华人

广东省今五邑地区过去通称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及恩平).澳大利亚祖籍四邑的华侨华人为数甚众.目前在40多万华侨华人中,祖籍广东者占80%以上,其中又以四邑人为最多,其余为三邑(南海、番禹及顺德)、东芜、高要、中山、惠州、宝安、潮汕及梅县等地.四邑人大批移居澳大利亚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他们对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以及推动华侨华人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世纪后期美国三邑与四邑华侨的冲突和调控

十九世纪后期,由于美国华侨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宗派排他性,也因美国排华时期华侨营生的资源有限,三邑与四邑华侨间利益纠纷不断,冲突不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双方冲突以四邑华侨抵制三邑华商贸易为开端,继而三邑侨领冯正初蓄意打压四邑华侨经济,并引发命案,致使冲突不断扩大,继而招致双方大规模仇杀。尽管中国驻美使领馆官员、侨团及侨领试图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但因中国政府驻外官员权威有限,对海外侨社鞭长莫及,而美国政府又漠视华侨利益,致使两国政府对唐人街社区监管不力,而作为华侨社会中枢的中华会馆此时也危机重重,无力调解双方矛盾,结果两者冲突前后延绵十数年,严重影响了华侨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东四邑方言声母探讨——兼与广西粤语相关现象比较

与一般汉语方言相比,广东四邑方言声母既有诸多显性的不同,又有一些隐性的差异。古心母字读边擦音?,这需要联系历史时期的岭南汉语与百越语接触来考虑;其余的则可以从四邑方言自身体系内部找到线索。

粤语四邑方言部分曾梗摄字收-n/-t尾

台山话、开平话部分曾梗摄三、四等字文读时收-n/-t尾,是广东四邑方言阳声韵尾、入声韵尾最显著的变化。这种音变的重要诱因是,这些音节的主要元音为e,其舌位较前较高;而这种音变最终得以实现,应该与两地方言使用者的言语取向有重要关联。

澳大利亚早期的四邑籍华侨华人(续)

由于经济竞争、种族偏见、文化传统及生活习俗等的差异,从19世纪中叶华侨华人踏上澳大利亚土地开始,当地的种族主义者就不断掀起袭击华侨华人的排华事件,各州政府先后制订排华条例,逐步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1901年联邦政府通过的《语言测验法》,标志着白澳政策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在华侨华人等亚洲移民及当地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下,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声中,一直到1966年澳大利亚政府才逐步废除白澳政策,1974年实行新的移民法,宣告白澳政策的终结。

广东四邑华侨“口供纸”方言的综合考察

"口供纸"是指华侨专门为出国移民准备应对移入国官员(税员)询问的"培训"资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移民政策的产物。那些培训资料大量使用方言词汇。有特色的方言词语以名词、动词、量词为主,又夹有英语词汇;词法主要有名词前后缀、量名结构、量词重叠,句法主要有疑问句、有字句、兼语句、连动句、否定句。"口供纸"的语言有浓厚的方言地语言色彩。

近代广东四邑华侨及侨乡的英语教育初探

晚近以来,广东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男性大多赴北美、澳洲谋生,他们若想融入当地社会,就必须学习新的语言——英语。邝其照、伍光建就是从四邑走出国门的先行者,也是英语教育、英汉翻译的先驱。四邑地区重视子弟的教育,经济宽裕的家庭还会送男孩去香港学习英语,以备出国之需。民国以后,当地知识精英考虑到乡民出洋谋生的实际需求,提倡本地学校重视英语课程。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四邑方言在关于一些舶来品和新兴事物的表达上,吸收了英语发音,形成侨乡方言的一大“特色”。

四邑侨批与潮汕侨批之比较

广东江门“四邑”(今加鹤山称为“五邑”)与潮汕地区都是我国著名侨乡,历史上华侨与国内联系留下了大量极有研究价值的侨批。四邑侨批与潮汕侨批相比,存在来源地区、经营商号、寄款方式、寄款额次、文化内涵、邮政处理诸方面的不同,这是深入研究四邑、潮汕华侨文化的重要方面。

四邑侨乡社会交通近代化与市镇化初探

近代以来,随着海外华侨纷纷汇款返乡,巨额侨汇不断地涌入四邑侨乡社会。在华侨、归侨和其他地方精英的共同参与和主导下,许多侨汇转化为商业资本,投资于侨乡社会的交通事业。这既直接推动了四邑侨乡社会的交通近代化,也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侨乡社会市镇化的兴起及其空间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