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部之学的发展探论

汉代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孕育期,汉代四部之学是在经学的学术思潮中产生并不断发展演进的。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均从目录学的角度对汉代学术进行了梳理分类与评骘论述,建构了六个学术门类格局,但同时也蕴含了四部之学的基本框架。汉代学者或从经学立场,或从辞赋立场,或从求真辨虚的立场对学术文化进行了评议,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其对四部之学的独特看法,体现出学术思想的多元化特质,业已开启汉末魏晋学术思想多极化之先声。

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

从中国封建社会“四部之学”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的转型 ,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结合晚清“西学东渐”及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着重探讨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转型的进程及特点 。

学贯四部 业兼体用——张舜徽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

张舜徽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罕见的博学通人,一生兼治四部之学,创获甚丰。在揭橥传统文化要义方面,他重视儒、道、法、墨等学派思想的阐释,对儒家人生哲学、道家人君南面之术、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多有抉发;在史学研究中,他有匡正古代史籍的评议之作,有独开新例、宣扬人民本位的通史新编;在历代文集研究中,他侧重于学术文献,尤其是对清代学术文献的提要钩玄,撰写了大量叙录;他的文献学理论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旨,促成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确立。张先生取得重大成就的深层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和民众疾苦的人文情怀,这是他留给学术界的一笔精神财富。

《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传统学术门类逐步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转变,这就是所谓“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作为这个重要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包括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在中国建立。以社会学为例,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留美归国的中国第一代职业社会学家孙本文、吴文藻等前辈就展开了有关“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

諸子學史視野中的“新子學”研究——兼論現代韓學史建構的四個維度

“新子學”是當前諸子學研究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歷史地看,“新子學”的概念儘管提出較晚,但其研究的觀念與理路却是很早的,這個源頭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國以來諸子學的現代轉型當中。這一時期的子學研究,已在各個層面呈現出不同於傳統諸子研究的面相來。因此,“新子學”既是傳統“四部之學”現代轉型的必然,也是現代諸子學研究不斷推進的結果。回顧20世紀以來的諸子學研究,其中諸子學史的成績尤爲突出。對於“新子學”的理論建構與具體實踐,諸子學史本身就是一個特别重要的觀察坐標與考量視角。以現代韓學史的建構爲例,可以從文獻史、思想史、文學史、接受史四個維度進行考察,這也可以作爲整個諸子學史建構的基本維度。從本質上説,“新子學”是傳統子學的發展與改造,也是現代學術視野下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反思與重構。在今天的學術語境中,“新子學”無疑也是構建中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具體實踐,因而有着特别的意義。

华夏固有学术视域中的“红学”

华夏传统学术,发展至清代,最终形成经、史、子、集"四部"架构体系。产生于中华历史文化与学术综汇期的"古典红学",同样可以从经学、史学、子部之学、诗赋文章之学四种角度观察评析。作为迥异于西方"文学"及"小说研究"的既定学术存在,"古典红学"不仅是当代红学正本清源的历史依据,也是这门华夏固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乃至返本开新的学术前提。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末。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国学兴起与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脉动

今天的"国学",并非只是历史记忆的简单复现,也不是真要回到传统中去,而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和新要求,追问与反思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所激荡起来的一股思想热潮,一种文化趋势。所以,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与变迁的大势,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兴起的动因、主要问题指向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国学琐议

"国学"一名,始于晚清,盛行于民国;循名责实,同一名目下尚有种种旨趣不同甚或对立的学派。注重训诂考据的"汉学"这一支接上了西方输入的实证史学,得以延续至今。强调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和讲究义理的"宋学"由于历史原因及其自身对中国近、现代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应对失宜,近百年来已逐渐失去决定自己民族文化方向的地位。解决这一层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复兴",而是如何诚实面对诸如"现代性"等问题且能有"随时变异以从道"的新拓展。

柳宗元文章取法诸子论及其文章学意义

明清及民国时期围绕柳宗元文章的批评,常指出其对先秦诸子之文的取法,或直接将其归为名家之文。这些评论揭示出柳文的一些关键特征,为今人研究提供了借鉴。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子学的复兴,使得评文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四部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梳理,也推动了文论家去勾连唐宋古文与先秦诸子间的发展脉络。探讨古文与先秦诸子的关联,不仅见于柳文批评,也存在于其他唐宋八大家的批评中。对柳文取法诸子一面的强调,使其论辩文受到更多的关注,有助于改变柳文接受史中山水游记独受重视的局面。

刘向校书与国学体系构建

向歆父子校理群书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进程的大事件,不少学者从校书方法、校书过程、校书参与人员、校书对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意义等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以向歆父子校书对中国传统国学体系建构的意义为视角,研究儒家典籍系统、诸子百家系统、兵书的专门分类等逐步形成的过程,探讨《七略》一书的构成,并解析校书事件对国学体系构建的影响。

顾荩臣与《国学研究》

顾荩臣先生是民国时期私立光华大学一位国文教授,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对传统学术有着深刻的研究。其所著《国学研究》一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内容丰富,阐述详明,提纲挈领,极易读懂,是一部适合广大青年学子研究国学的入门佳作,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

清末民初 ,中国典籍分类法突破“四部”分类框架后 ,逐渐形成了“新旧并行”局面 ,并随着杜威十进法的引入 ,转向西方近代图书分类法。由于典籍分类与知识系统之分类密切相关 ,故典籍分类之演变 ,不仅仅是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 ,而且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转变之重大问题 ,是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重要体现。所以 ,以杜威十进分类法替代四部分类法之过程 ,既是将四部分类体系下之典籍拆散 ,归并到十进分类体系的各种学科门类中之过程 ,也是将“四部”知识系统整合到西方近代知识系统中的过程。正是在典籍分类法之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中 ,“四部之学”逐渐被分解、消融。

钱穆《周濂溪〈通书〉随劄》释义

学者当求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所在,札记体裁高于“论文”体裁,始于经学终于经学而非止于子史之间,即便子史层面亦有以史为子、据子为经之一义,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钱穆先生治学之一种宗旨与特色。

发刊词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民族存续、国家富强,中国学术开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最终由“四部之学”重整为“七科之学”。文科是群学之首,它继承转化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门类,移植培育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新兴门类,建立起统摄文、史、哲、政、经、法诸学科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文科更是民族之魂,它直接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通中可分的中国传统治学模式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由于西来的分科模式以现代学术之名而成为正统,出现一些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有些文化立场偏于保守的学者,因防守而创造出新的"传统"(如所谓"四部之学"),揭示出学术分类这一现代问题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甚大。其实中国学问在根本上不主张截然分类,尽管古人很早就有学问可以分而兼治的思考,并形成"术业有专攻"的认识,也一直在进行区分的尝试,然基调仍是通而后可分,即使分也互通,是谓"会通"。治学而看重分门别类,产生让各学"独立"成学然后分而治之的意识,是相当晚近的事。为避免以后出眼光看先前的学术,需要梳理中国学术贵通的主流以及见之于行事的区分尝试,以理解通中可分的中国传统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