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药炮制研究的四重证据法

本草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为主,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一种治学方法。近年来,黄璐琦院士将二重证据法运用于本草文献研究中,倡导本草考古,即在本草文献考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出土的文物为依据,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作者根据炮制文献研究的特殊性,提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炮制古法复原,并称为传统中药炮制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其核心内容为古法复原。运用该法着力解决:文献记载的炮制工艺是否真实的问题,古籍中同种药物不同炮制工艺的优劣比较问题,古代炮制文献中的疑难问题,现代中药炮制工艺中存在的问题,为新药研发提供新思路,并列举了具体的运用实例。

历史中的神话与神话中的历史——夏启叙事的四重证据法求证

《尚书·甘誓》主人公夏启在大战前誓师,誓词中鼓励将士们御马驾战车作战。据考古材料,中原地区未发现任何年代达到距今4000年的家马和马车。如果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启是真实的历史,也不可能存在《甘誓》所言车战的物质条件,商代后期至周代才流行这种作战形式。仅据此第四重证据就足以判断《甘誓》非“虞夏书”,实为后人伪托,伪托者以周人可能性最大。神话之书《山海经》所叙夏启佩玉璜操玉环而升天的叙事,却潜含着真实的史前史信息。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出土双龙首玉璜实物,对照甲骨文“虹”字为双龙首虹桥形,表明史前先民神话想象有多种升天手段,架彩虹(桥)、乘龙、佩玉璜具有殊途同归的性质。玉璜符号所讲述的7000年历史,比汉字叙事的历史深远得多。这不仅是中国故事,而且是全球视野下中国独有的历史大传统。

玄鸟生商——四重证据法视野下商朝鸟图腾崇拜

“玄鸟生商”神话是中国最早的感生神话之一。作为人类最底层的文化史现象,感生神话与图腾信仰联系密切。在图腾观念中,生育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玄鸟生商”实际上是卵生信仰。研究“玄鸟生商”可以对先秦时期“天命观”的形态进行考察,有助于探究中国早期图腾信仰的情况。“玄鸟生商”神话具有多重意蕴,难以为单一的证据所把握,因此需要结合多重证据进行解读,重视实物材料和图像材料,把不能“言”的实物图像和可以“言”的文字资料结合起来,融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

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

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相联系: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用叙事学术语,可将第四重证据的功效概括为物的叙事及图像叙事,其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超越汉字记录的局限,在文字文本之外重新建构文化文本。以死而复生神话信仰的多种动物形象——虎、鹗、熊、蝉、蛇等的图像编码为参照,提示对文献叙事难点问题的再解读。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四重证据法重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以玉文化和龙文化的大传统研究为例

中国文化是世界仅存的自史前时代一直绵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体,其文化遗产形态复杂多样,既有多民族在广大地域空间的互动融合,又有历史和神话传说的时间纵深维度。探索和重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需要整合多学科知识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论。从四重证据法的应用角度,通过玉文化和龙文化交叉融合的案例分析——玉璜神话,可探讨立体地重新进入中国文化大传统的途径,为重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做出方法论的探索。

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以西汉窦氏墓玉组佩神话图像解读为例

文学人类学提出的具有交叉学科意义的新方法论为四重证据法,各重证据之间具有互阐作用。其中作为图像叙事的第四重证据内部的不同材料间的互补互证效应,理论上总结为"证据间性"问题。以2001年西安窦氏墓出土玉组佩为典型案例,以玉组佩顶端的熊纹猴纹透雕玉璧为解读突破口,发挥先秦两汉时代大量积累的各种图像材料的系统化求证作用,包括铜牌饰、建筑装饰、玉器、画像石等,可以重建失落的上古时代天国神话想象景观,辨析围绕升天主题的运载神物(龙、凤)、升天目标"天门"及其玉璧象征,以及驾驭运载神物的神灵主体的动物化身形象"天熊"。通过有效利用证据间性可实现上古图像整体解读的案例,揭示四重证据法的知识创新意义及拓展前景。

“虹”文化意象的文学人类学解读——四重证据法与大传统新知识观的整合与重构

文化意象是凝聚民族智慧和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与认知图式。文章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运用四重证据法的立体释古方法论,在大传统新视域中对"虹"文化意象进行多维度、系统性解读。借助甲骨文的释读成果、多民族口耳相传的活态民族志以及作为显圣物的玉璜叙事,突破传世文献记载的遮蔽与误导,再现虹的祯祥、丰稔、交合寓意,并将中华儿女根植于心的龙文化信仰溯源至远古时期的虹文化信仰。可见,四重证据法对于中国大传统文化观的重构与再塑意义愈发显著。

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天问》“虬龙负熊”神话解——四重证据法应用示例

《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二句历来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从文学人类学派倡导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入手,以考古新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叙事作为切入点,将尽可能生动具体地重建上古神话想象的世界景观,通过系统性的资料梳理和相互对照,给古代文献中无解或误解的疑难问题带来重新诠释的契机:负熊以游的虬龙是升天的运载工具,而其所负之熊则为想象中天神的动物化身,虽不属于现实世界,却是源远流长的史前期大传统文化遗产。

作为新文科方法论探索的四重证据法——以策展咸阳博物院“仰韶玉韵”展为例

文学人类学,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跨学科研究潮流催生的新兴交叉学科,其所倡导的人文研究新方法论是四重证据法,打通文史哲、艺术和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求解华夏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可为当下的新文科建设提供先驱性探索经验。四重证据法在多年应用实践中提炼出“物证优先”原则,并引发上海市社科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创世神话考古研究”的立项和完成。通过该项目成果的连锁效应,以古籍记录的“天熊”神话和“玄玉”叙事为例,说明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如何给文献叙事和考古文物带来双重“激活”作用。

四重证据法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基础

从卡西尔的文化科学方法论立场对四重证据法的逻辑步骤加以先验还原和理论重构可以进一步阐明四重证据法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基础。四重证据法在处理内容与形式、自然科学的因果证据和文化科学的意义证据以及现象的特殊性与概念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方面所达到的学理性与科学性,使该方法在逻辑上潜藏着人文科学一般方法论的理论资质。

玄玉时代钩沉——四重证据法的新尝试

采用考古发掘的实物新材料,求证距今5500至4000年的中原及西部地区玉礼器所用玉材来源--墨绿色蛇纹石玉,依照《山海经》黄帝与玄玉的相关命名,通过中原及周边的19件玄玉标本,说明中原玉文化发生期的最早时代为"玄玉时代"。讨论西玉东输运动从深色调玄玉到浅色调黄玉青玉白玉的依次登场之多米诺效应,并最终取代玄玉的过程。这是通过实证手段求证华夏文明五千年主脉络的新尝试,凸显文学人类学派四重证据法在探寻和重构失落的历史文化方面的方法优势。

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

穿耳和耳饰的起源,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耳饰起源与史前期的人体神话观有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将头和耳视为通神或神圣的部位,并在耳与心之间建立神秘联系。以玉器为耳饰,是史前中国和东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究玉文化起源的奥秘,需要还原性地认识史前东亚的玉石神话观与人体神话观互动与结合的特殊情况。文章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

物证优先:四重证据法与“玉成中国三部曲”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杰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一派,在最近十年来设计并完成的三大科研攻关项目,简单概括为“玉成中国三部曲”,其中包括《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15)、《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2019)和《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2020)。伴随着2005年文学人类学派首次提出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范式——四重证据法,迄今已经总结出以第四重证据为主的探索方向和研究策略,即“物证优先”原则。这就使得当今的中国文史哲研究者终于有条件走出文献知识的千年瓶颈束缚,真正践行“五千年中国”乃至“万年中国”的认知目标。本文通过梳理“玉成中国三部曲”成果在2015年以来陆续问世的过程,说明文学人类学派的新方法论之操作原理:将传世文献资料作为一重证据,将甲骨文金文等新出土文字材料作为二重证据,将口传文化、仪式展演等人类学研究特色资源作为三重证据,将考古发掘的遗址、文物和图像等作为第四重证据。基于四重证据法的立体性研究经验,在2010年提出“文化大传统”的全新理念,特指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而探索无文字的文化传统的问题意识,自觉地引领研究者走出文献本位的传统研究窠臼,将文字书写传统视为后起的小传统,并将深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目标加以理论化,即从文字文本研究朝向“文化文本”构拟的整体认识的创新之路。

三星堆及金沙玉器的玉源初探——四重证据法的实验

文章对以往关于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玉器的玉石来源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四重证据法分析其理路不足之处。同时采用田野踏勘的方式寻找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对以往的论证进行补充,对三星堆以及金沙玉器的玉源问题做出初步判断,即与汶川当地的龙溪玉矿有关。

人类学对国学传统的开拓与创新——以叶舒宪先生文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为例

叶舒宪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同国学传统相结合,以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实绩,使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文学人类学方面的探讨和"四重证据法"方面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研究的空间,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他以自己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实绩,引领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潮流。

创世、宇宙秩序与显圣物——四重证据法探索史前神话

华夏文明发生过程的特性,是在普世性的石器时代演变到青铜时代的一般程序之外,还有个过渡性的“玉器时代”。这样的特殊性给华夏的创世神话带来一种独特的焦点观念:先于金属而出现的玉,奠定这个文化传统的至高价值。传说的人文初祖黄帝的时代,即相当于玉器时代。所遗留下的两个神话母题:一是黄帝亲自播种玉石,给世界创造出物质的至宝;二是黄帝时代“以玉为兵”。文章依照四重证据法提示的显圣物思路,对这两个过去真假虚实难辨的母题做出新的考古实证研究,从而给莫衷一是的黄帝神话研究带来新方法范式的启迪。

重估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界创造性地提出"重估大传统",重新反思文化"大传统",以求达到对现有文明历史框架的超越与拓展。四重证据法作为"重估大传统"的方法论之一,在叶舒宪等人的一系列学术探索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四重证据法作为本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者为突破西方现代学科建制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反思人文与科学之间对立的世界性思潮中,为弥补人文与科学的割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文章将结合实例,着重讨论多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的性质及运用,透视其在方法论的维度上如何融合实证与阐释两种理路,从而有效地调和了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之间的尖锐对立。

萨满幻象与四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研究》书后

萨满幻象是萨满特有的超常心理状态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打破现实束缚和逻辑约束,呈现出超自然的神圣意象,成为催生神话想象的原生态语境。将萨满幻象这个新视角引入四重证据法系统,将其作为具有驱动力的第三重证据,可以发挥"激活"上古文献叙事疑难与史前文物图像之谜解读的双重功效。文章以《天问》"化熊"叙事和良渚文化出土神徽之"羽冠"为例,分别阐发相关的萨满幻象,如何重能够有效提供一种认识来自大传统原生态神话的"再语境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