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门之学”到“四书学”——兼论四书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语孟学庸"最初以独立的"四门之学"形态,呈现于世。经历了由"子"变"经"过程及一系列的四书升格运动,至南宋《四书章句集注》的出现,"四书学"正式诞生。官方钦定、经学复兴、理学体系哲学化,是"四书学"得以确立的最直接力量。而"四书学"形成后,又反身更新了传统儒学话语体系。在四书系统的构成中,"语孟学庸"各具特质功能,每一典籍以不同的方式阐发义理,共同缔造出了崭新的儒家人文信仰。

往学盈归 播风弘道——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

唐盛时期的长安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唐帝国周围许多国家的使者和留学生沓至纷来,络绎不绝,其中以日本为最多。而在这些日本遣唐使和遣唐留学生中,吉备真备是最有成就者之一。正如日本史书《续日本记》卷三十三中所载:“在研究经史,广修学问中,名扬唐代的我国留学生唯有大臣(吉备真备)和朝衡(阿倍仲麻吕)二人。”

北魏皇宗学与四门小学略论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设立专门面向皇族子弟的皇宗学。迁都洛阳后，又仿古礼立四门小学，设四门小学博士。作为皇宗学的延续，四门小学在北魏末期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北齐循北魏制度，设国子、太学、四门学，至唐代四门小学逐渐演变为大学性质的中央学校，不再针对宗室子弟，转为面向低级官僚子弟及一般百姓。

北京语文课堂：亟须去假归真

当下学校语文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大家都不满意,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检测质量报告》表明,在语文、数学、科学和思品四门学科中,语文的合格率最低,其中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处于基本合格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下语文课时数是1963年的一半,效果与1963年相比,却没有明显不同。这就说明语文课多上、少上甚至不上，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多大关系。

苏颂的教育思想

苏颂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教育状况,就人才的选拔、教育改革、教育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宋代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形成了 己的教育思想,其核心虽然是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工具,但其培养人才“行完学富”的标准,其考核人才的方法,革弊求新的教改思想、教育管理的立法措施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意见。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及其借鉴意义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医学教育诸方面,分析和论证了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政策,探讨了这种政策与形成一代文化高峰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其产生的原因与影响。结合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势,鉴古论今,阐述了其借鉴意义。

《师说》讲析

《师说》的写作时间,据方成珪著《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载,系唐德宗贞元八年(803).这一年韩愈三十五岁,刚刚在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玄、史、文、儒)博士,是个从七品学官.他热心教育后学,重视师道,对于前来求教的人,都给以诚恳的指导.《新唐书·韩愈传》说:“(愈)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可见当时求教他的人不少.《重答李翊书》中说:“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

论唐朝教育制度的特点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时期。高度发展的地主经济,为文教事业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其提出了相应发展的要求;在政治上,为了摧垮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必须培养、遴选忠实地为本王朝效力的人才;在思想意识领地,也需要通过传授儒术和兴办学校来推崇儒术;笼络人心。唐初太宗李世民等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后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人的标准“必须以德行。

从中西封建社会教育的差异比较中浅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是相对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短而言的、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很难寻得终极的解释。迄今,虽然有许多同志从多方面加以探讨,但很少有人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没有比较就没有见识。中国和西欧封建社会的教育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师说》与比赛

在唐朝贞元十八年的这一年,时任四门学博士的韩愈写下了千古名篇——《师说》,以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阐述了有关从师的三个问题和一个原则。其中的三个问题,即从师的必要性——"古之学者必有师";从师的功能性——"传道授业解惑",从师的重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甘做元朝驸马国 艰难幸存的高丽王权

开城位于今天朝鲜的南部边境,曾是韩国城市,朝鲜战争后被并入朝鲜。这里是统治朝鲜半岛500多年的古代高丽王朝都城。在8、9世纪,开城西部的礼成江下游是一个水陆交通枢纽,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很多以此为起点。时至今日这里依然保留了诸多历史古迹。满月台、成均馆、王建王陵、恭愍王陵等12处遗址在2013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高丽历史遗迹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北魏经学制度三论

北魏经学制度多参袭魏晋南朝故制,然亦间有别创。例如在学校制度方面,刘芳等士人发掘出《礼记·祭义》中天子"四学"之说,在郑注的基础上结合北魏实际,创立了专收普通士庶子弟的四门小学,在宗经复古的同时,也呼应了太和改制强化门第、姓族的观念。不过,北魏改制也有未尽周全者,如阙里、京师并置孔庙,以及天子视学讲经礼的施行等,显示出北魏虽试图通过经学制度的调整彰显尊经复古之意,但由于未明相关仪制背后之经义与故事,得其形而未得其实,终难免邯郸学步之弊。不过,这些制度大多仍为北齐、隋唐所继承,显示出北魏在中古制度史演变中的重要意义。

韩愈四进国子监

韩愈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也是杰出的学者与教育家。他一生进而为官,直言敢谏,努力事功;退而为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古人最看重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皆有突出建树,时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后世尊奉为'百世之师',确然不朽矣.在仕途上,韩愈历经坎坷,因为直言敢谏,导致'动辄得咎','投闲置散'。知命之年刚当上刑部侍郎,又逆拂龙鳞,上表谏迎佛骨,落得个'夕贬潮阳路八千',直到死后才追赠了个礼部尚书。

唐代中晚期中央官学没落原因之探讨

唐代中央官学历来是中国教育史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以往学者、研究大多以唐初发展与科举制度间关系为其重点,详细探讨中晚期(安史之乱后)的发展,涉及有限,研究并未深入。本文试图较深入探析其中的一些原因。

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

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基本以唐代为模式。唐代学校经过唐末五代战乱,几近毁灭殆尽。宋代中央官学能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并创建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主要得益于范仲淹、王安石等三次兴学和学校管理改革。本文拟对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作一初步探讨,希冀籍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教育管理的经验教训,以为今之教育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从而使教育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

析论唐代中央官学教育的特性

一、导言唐朝为我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时代,经济繁荣、文化腾达,无论精神文明或物质文明,都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固然是群体共同努力的业绩,但尤需才智之士的发扬和推展,因此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就显得异常重要。唐代的官学教育,一方面吸纳了汉晋以来的官学内涵,同时又有所充实和创新,而形塑成唐型官学,它具有许多特色,值得检视和讨论。

唐代的学校

唐代的文化非常发达。各级学校,曾经达到空前昌盛和完备的程度,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殊为少见。学制概况唐代的学校制度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基本上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类学校。中央学校,按隶属关系,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部门——国子监统一管辖的,如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一是由中央其他行政部门分别管辖的,如弘文馆、崇文馆、崇玄学、医学等。有的行政部门虽未设学校,但有专门人员从事专科性教育,如太史局有天文、历博士,

北京国子监——清朝最高学府

国子监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在我国,国子学、国子监历史悠久。西晋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两代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明、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光绪"戊戌变法"时,兴学堂而废科举,国子监学停办。北京国子监建筑群是元大德十年(1306年)修建的。

唐代俊士科考论

俊士科作为唐代的贡举科目，见载于《唐摭言》的有关卷目和《新唐书·选举志》中。与唐代贡举其他科目相考较，俊士一科的史料记载至为疏略，其考试内容、录取标准、及第定品规定、考生来源等均无翔实明确的记载，置废沿革的情况也难以诠定。后世史家在论及俊士科时，或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