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原来》的成书年代及相关问题略探

《回回原来》的成书年代问题,已有一些讨论,但尚无确说。通过现存各种版本的查询,可知直接获知《回回原来》至少在同治十一年(1873年)之前成书,可以间接获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之前已经成书。而故事本身描述的西出嘉峪关的信息,则显示了最初产生的时代可能早到明代中后期而不是清代。多种版本所附的序跋文字,对于考察《回回原来》的写定时间很有帮助,其中有一序所署的康熙壬寅,可以考定为康熙元年(1662年),这大致可以看成是《回回原来》最后写定的时间。

《回回原来》——最早的回族民间文学成书

《回回原来》是一部小说类诗话体文学作品,作者佚名。一九八一年云南回族文学滇西调查组在保山县板桥镇搜集到早期木版本一部,又在巍山县回回灯搜集到手抄本一部(情节故事已有很大变异)。此外,在云南各地回族聚居区,从交通沿线直至穷乡僻壤,均有此书演变或截肢而成的传说,人物不变,故事铺张,这是符合民间文学口承性的。宁夏各地流传的民间故事《唐王搬请回回降妖》、《三千唐兵换三千回回兵》等,即是由这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演变而成的。沿海一带各省,据讯也有此类故事流布。

《回回原来》的知识谱系分析

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分析《回回原来》,可以发现此书的基本知识大都来自回回人在中国发展的活生生的历史。回王派出的缠头噶心到达中国,和回回人中的隋代斡葛思入华传教的知名传说有关,在元明以来的汉文文献中多有记载;缠头掌印钦天监,来自元明时期回回人任职司天监/钦天监的历史;缠头的称呼,来自元明以来指回回人特别是伊斯兰教修道高人的用词;回回识宝,来自汉人对回回人的认知,也部分有着回回人从事珠宝业这一职业的影响在内;有关伊斯兰教的用词,受到了明中期以来用汉语表达伊斯兰教理解的潮流的影响,不少地方的表达和明末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是一致的。《回回原来》一书,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并综合了中国回回人内部普遍流传的各种“基本知识”,也紧随明清之际兴起的以汉文来阐释伊斯兰教的时代潮流,构筑了一种回回入华的系统表述,确实可以看作是中国回族史探讨的核心文献。

《回回原来》及其相关研究述评

本文对已往学术界对有关《回回原来》的研究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将有关研究从方法上分为实证史学研究和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两类。同时,对两种不同研究策略作了比较和评价。

《回回原来》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回族族源建构

长期以来广泛流传在回族内部的《回回原来》一书,讲述了唐贞观二年(628)因为唐王梦见妖怪而派人往西域求取回回真经、聘请真人镇压妖怪,西域回王派出的使者(缠头)到达中国并得到唐王赏识,最终唐王选派三千唐兵至西域更换三千回兵来至中国,与缠头做伴,于是有了回回在中国繁衍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荒诞无稽,却又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回回人对自身民族来源的认识。在叙事结构方面,影响到整个故事展开的唐王做梦并派人取经,便受到了《西游记》的直接影响。而其中的穆罕默德赞语,受到了明代中期《清真法明百字圣号》一类汉文的赞圣文字的影响,赞语中的"白帝真君"则完全出自中国。可以认为《回回原来》是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明代西域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问题再探

外来伊斯兰教士在华的活动情况,是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必要方面。本文根据中国回族文献和一般历史文献的记载,勾稽出一些明代入华活动的伊斯兰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情况,综合认为:他们来自西域各地,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以陆路为主,在华的活动可以分为宣教、传经、修行、授徒四个方面,有的伊斯兰教教士在华活动时间还颇久;现在能够比较明确地了解的明代来华的伊斯兰教士,多数为苏菲一类的游方僧,对于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典籍中的苏菲思想成分有着直接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中国西北伊斯兰教门宦形成的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而明末清初成书的《回回原来》完整的伊斯兰教陆路来华模式的确立,也有着明代西域伊斯兰教主要由陆路来华的基本历史背景的影响。

浅谈回族古籍文献的价值

回族古籍文献,语言特色鲜明、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分布广泛。不仅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社会价值和开发价值。文化价值：古籍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古籍承载着回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天文、历法、医学、教育、文艺、哲学、伦理、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探索和思想，也反映了回族独特的民族风情。是回族的百科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的积累、沉淀、传播主要借助于口碑古籍、书面文献的传播活动。

中国回族民间文学作品、资料年表

回回原来(1卷) 无名作,手抄本,传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 阿丹 曾毓瑜撰《征西纪略》卷1,1894见《回民起义》(3) 郭子仪回回 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卷4,光绪二十四年(1898) 陕甘劫余录 (回)马六十口述 单化普整理《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

我记忆中的金吉堂先生

本文是北京牛街穆斯林知识分子王梦扬先生(1905-1989)为了纪念金吉堂先生去世十周年而作,后来纪念活动因故未能举行,文章仅在少数热心者中传阅,未公开发表。王梦扬先生去世后,该文由其子王力德先生收存。此次经王先生同意,本刊首次公开发表。为了尊重作者的文风和表述方式,本刊未作修改和统一,仅对文中个别记忆有误的时间或书名做修正,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