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能动司法:构建“一体两翼”的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刑事法治发展的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重提“能动司法”,为刑事法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着力点,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新时代能动司法”在“能动司法”的立论基础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科学精神和价值追求,成为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为推动“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落实落地,应构建以案件审理为主体,以司法建议、司法宣传为配套的“一体两翼”回应型司法模式,着眼于服务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刑事法治发展达到更高水平。

基于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回应型司法构建

司法公信力具有强烈的主观属性,司法评价应当采取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科学设定指标体系,引导法院实现司法价值。从体制和过程两方面构建回应型司法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首先,司法体制改革应注重维系司法自身特质。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跨行政区划法院的设立有利于明确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定位,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官员额制改革实现了法官的专业化、精英化。在此基础上,需要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其次,司法要通过审判活动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法院应努力提高解决新型疑难纠纷的能力,进一步拓展司法功能,引导民众正确理解司法权性质与司法逻辑,促成民众情绪表达回归法律理性。

回应型治理视阈下的法典化: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

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期。这种“治理转向”给传统法律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法典化进程。法典化不仅要确保自身完备,还要契合社会治理的理念。回应型治理理论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为探究法典化的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提供适宜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主张: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发挥目的和价值的支配作用、扩大民众参与。法典化的本质属性为价值完备性,其模式有二:一为体系型法典;二为汇编型法典。在回应型治理的视阈下,汇编型法典因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故而更具优势。在立法技术上,汇编型法典可以借鉴我国《民法典》的编纂经验,以“编制活页册”为立法技术,将能串联起各分则的法典特殊价值,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安置在法典总则部分。

回应型法语境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运行的困境及其破解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承载着不同于普通民事权利的社会公共利益。推行以诉讼为手段、预先保护为目的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的重要进步。该制度内生于司法实践,引领保护思路由“损害修复”转向“风险预防”,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实现代际公平、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是,目前,该制度的运行尚不顺畅,一是受环境风险本身复杂性、评估鉴定专业性强等因素影响,环境公益保护诉讼案源线索少,二是部分诉讼程序立法阙如、一些司法指引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核心要素“重大风险”认定困难,立案受理、证成逻辑、司法裁判往往因此陷入困境。“回应型法”理论中的主体参与、目的解释和司法实现方式等观点运用于社会治理,具有突出优势,其契合构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范式需要,有助于破解上述现实司法困境。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金融刑法的范式转换与立法实现——从“压制型法”到“回应型法”

受"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金融刑法立法表现出了压制型法的典型特征,其强调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却相对忽视了对投资者利益的平等保护和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回应。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刑法立法应该从压制型法的范式转换成回应型法的范式。在立法层面,"回应型"金融刑法的具体实现,有赖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立场转变、秩序维护到个人利益保护的目的重塑、"冒进"到"理性"的技术矫正以及过度依赖到消极介入的功能修正。

从压制型到回应型:行政法治理模式的转换——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

随着行政法治的推进,我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型治理模式呈现诸多不足,"维稳"体系的价值取向与法律价值取向的趋同性被削弱,表现为不重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协商,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实效性不强。因此,我国的行政法治治理模式应从压制型治理转向回应型治理,在非强制行政手段下探讨"平等协商"的理论可能,确立行政程序法上的制度,如公开征求意见、开设听证会;确立政府行政信息公开新举措,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回应型政府:理论基础、内涵与特征

回应型政府是建立在公共治理理论基础上的、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提出的概念。它以公共治理为理念,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回应力,体现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基本特征,以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为治理模式。回应型政府是与服务型政府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论回应型行政的法治维度及其实现路径

回应型行政是一种能够积极主动回应公众诉求和社会发展实际的行政模式,是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行政创新。法治是回应型行政的根基,建构回应型行政关键在于行政法治的实现。回应型行政应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建构并探求实现路径,包括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以实现善治,夯实政府的合法性根基。

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如何建立能包容更多社会需求和因素的法律范式,是法律体系乃至转型社会不断追问的话题。作为能动司法的学术回应,回应型法是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法之"应然"与"实然"结合的产物,并促使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契合了中国法律范式的发展要求。只是,中国仍处于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过渡的阶段。尽管存在人为导入回应型法因素和直接从压制型法过渡到回应型法的契机,但这却不利于整体法律建构。因此,中国欲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切实的法治秩序建构。

回应型政治: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特质

回应型政治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回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治理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中,责任政府是促进政治信任、维系优良政治关系的主导力量,责任社会是铸造廉洁高效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平衡要素。促进我国回应型政治有效运行,需要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促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能量正向转换;顺应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寻求强政府与强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构建有效回应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作出正确的时序选择。

参与式回应型政府建设问题探讨

参与式回应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政府发展的重要方向,它必须以整体型政府合作共治作为基础理念,以权利性社会的增量发展作为体制转型的基础,参与式回应型政府应当以参与作为增加政府回应的主要手段。参与式回应型政府建设的模式主要有:审议式民主决策模式,强调进行公众议程的参与设置;政策网络模式,强调政策利益与资源的互动;政策可控模式,建立健全的以公众为核心的权利性参与制度。

迈向回应型政府——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转换的路径

经济全球化使得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对传统的政府治理范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得回应型政府应运而生,回应型政府的一种典型功能就是调整而非压制,其所预想的社会是一种政治行动者面对问题、确立重点和做出必要承诺的社会,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共目的并将一种自我矫正的精神铸入政府管理过程。迈向回应型政府为深化我国行政改革指明了方向。

回应的无力——读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美国法学家塞尔兹尼克与诺内特的“回应型法”理论欲解决法律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之紧张关系,从而实现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共存,其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理论很不成熟,且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如回应型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难以普遍化和具体化,作者对回应型法理论的严重不自信,法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的紧张关系难以克服,以及作者的研究进路中存在参照系混乱等等。

论回应型政府的运行模式

回应型政府是一种使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政府运行模式不同,回应型政府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电子化与扁平化的政府组织结构,透明、快捷的治理过程,有多元主体参与的、体现责任约束与对结果负责的政府绩效评估,共同构成了其特定的运行模式。

建设回应型政府:责任观、绩效观与服务观

树立明确的政府责任观、科学的政府绩效观和强烈的政府服务观,相应地建设责任型政府、绩效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和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和回应力并使之制度化、体制化,是建设回应型政府的三个主要方面。落实政府的责任观、绩效观、服务观,是建设回应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回应型政治: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权力范式

在一般意义上,回应是指利益主体对外部相关情况采取的立场、观点或行动举措。现代政治研究的"回应"源于此,又高于此,它所揭示的是政府与社会基于现实利益矛盾和公共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互动现象、关系及过程。回应型政治正是基于政府与社会的有效互动,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行动的权力范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构建了回应型政治的典型样本,展现其显著特色和经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多层面的政治回应制度;凝聚社会共识的政治技术;包容开放的政治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回应型政治面临诸多新挑战,需要增强政府的政治设计能力,对社会多元利益诉求做出正确的选择;弘扬公共精神,增强社会理性;发展协商民主,完善偏好转换机制;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发挥社会评价的驱动作用。

建设“回应型”政府:治理形式主义的一条政策思路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层面上,常常出现看似不同的新表现,但其性质和本质始终没有改变。治理形式主义,需要在制度建设方面探求更具根本性和长期性的解决之道,而建设"回应型"政府,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政策思路。

我国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实践与发展

回应型政府是政府通过与社会合作共治、广泛互动,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为改变长期形成的集权机制带来的回应能力低下问题,政府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没有完全从体制上解决回应性问题,但实践中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回应型政府建设实践中,既有成效也有缺失,对我国回应型政府的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府回应制度、加大电子政务建设和培育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