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应到标示:当代代表理论的转向及其反思

当代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蒂特对“标示性代表”与“回应性代表”的区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诸种非选举式代表的价值,也应和了当代代表理论对回应性代表的反思与批判。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就不同类型的标示性代表的内在逻辑予以更进一步的分析。正是选举式的回应性代表内在具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原则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对其的挑战,也导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标示性代表:描述性代表与贤能代表。基于此种预设,围绕选举式代表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两个维度分别受到的挑战,通过对描述性代表与贤能代表这两种当代主要的标示性代表予以梳理和分析,并在剖析其优势和局限的基础上,可尝试探讨“回应性代表与标示性代表的关系”“回应性代表的可能价值”等问题。

制度安排、回应性与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以H省政协"微建议"为中心的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调动政协委员的履职热情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以H省政协的"微建议"为例,探讨回应性和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政协组织内部、政府和被代表者的正向回应提升了政协委员的政治效能感,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愿。这一方面丰富了回应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民政协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代表：回应与标示

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