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水平?——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义。基于“需求回应—财力支撑—技术驱动”的分析框架,以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并提出优化地方政府回应性的路径。研究发现:(1)单一影响因素并不足以构成高水平地方政府回应性的核心要素,公众需求、地方政府偏好、中央财政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等多重因素并发,形成了影响地方政府回应性的6种组态形式;(2)地方政府回应性的优化路径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即“财力支撑+技术驱动”型、“需求回应+财力支撑”型、“需求回应+财力支撑+技术驱动”型;(3)对比高水平与低水平地方政府回应性的组态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在提高地方政府回应性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地方政府应注意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可行回应路径。

“选调生”培养何以有效?——一个回应性冲突的情境设计

【问题】“选调生”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党政领导后备人选培养制度,作为基层干部的“选调生”承担双重回应性责任:服从权威与直接回应民众。政治化是提升公务员回应性的方法之一,但经过选拔与培养的“选调生”会如何处理回应性伦理冲突?【方法】论文选取11个城市的基层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获取有效样本1004份,使用Logit、PSM与SEM中介效应模型等多重方法检验中国特色“选调生”政治化机制的效应。【发现】面临回应性伦理困境,“选调生”较“应届生”更偏好垂直回应性,这种偏好差异部分源于官僚政治化机制。四种政治化机制存在异质性:招聘环节直接政治化的筛选机制让“选调生”更偏好垂直回应性,锻炼环节的社会政治化的职位安排机制让“选调生”更偏好水平回应性;三重领导机制与快速职业通道机制施加的政治压力对“选调生”的回应性偏好没有显著影响。【贡献】论文从实然层面打破了西方对我国干部政治化的刻板印象,挑战了传统“压力-回应”的解释框架,并将中国特色干部政治化的研究向前推进。应精准理解“选调生”有效培养的障碍,完善政治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