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回应权

在自媒体时代,随着网络话语权的极度下沉,网络等媒体中也充斥了不少不实信息,有必要通过在法律上确认回应权等方式予以防范。回应权制度具有自我保护、预防损害发生、及时化解纠纷、保障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等功能。回应权在性质上属于人格权请求权,是民法典第995条关于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请求权的具体化。回应权行使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保护人格权、在发布信息之处作出回应,该权利具有自身独特的行使条件。我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回应权,但可以通过相关条款解释出,民法典已经认可了该项制度。

论作为名誉损害救济方式的回应权——兼评《出版管理条例》第27条第2款规定

回应权是名誉损害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该权利,被报道者有权要求报道媒体在原报道的同一版面、同样字体及篇幅免费刊登回应文章。回应权可以发挥救济名誉损害、减轻媒体诉讼压力与促进资讯多元等功能。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虽规定了该制度,但其适用规则及法律效力并不明确。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建议回应权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张至所有媒体形式,包括印刷媒体与广电媒体,并主要限于事实报道的情形。被报道者行使回应权的,应当限制媒体名誉侵权责任的范围。

域外回应权制度及其启示

回应权制度起源于法国,旨在实现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平衡。法、德、美三国回应权制度在功能定位、权利主体、行使条件、媒体义务、法律责任方面各具特色。相较于诉讼方式,回应权制度具有规制适度、成本低廉、针对性强等优势。我国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域外立法例科学内核,适时构建富有本国特色的回应权制度。

新媒体时代的人格权保护——以回应权为中心

回应权是新媒体时代公众人物维护自己名誉利益的重要权利类型。未来回应权的塑形,应把握回应权彰显的双重伦理价值,适当扩张回应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在适用对象上,弱化对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的区分,明确回应权的具体适用规则和法律责任,并将回应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置于未来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

论被报道者的“回应权”--兼对我国《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之解读

当今世界已有不少国家在其新闻相关法律或者司法判例中确认了被报道者的回应权。相比传统侵权法对被报道者受侵害的救济,回应权制度有其独特功能,对于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之间的平衡保护和冲突缓解颇有助益。结合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对“准回应权”进行分析解读,并强调在司法实践中需注意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事实报道和意见评论、行使期间和行使方式、举证责任和法律效力等相关问题。

人格权法上回应权制度的构建

回应权是被报道者在名誉受损时向媒体主张公开其回应的救济措施。科技发展扩大了媒体的范畴,回应权的概念应作扩大解释。媒体损害被报道者名誉的事实大量存在,信息的快速传播更是激化了媒体与被报道者之间的矛盾,回应权制度的构建彰显其必要性。有利的立法环境与丰富的域外立法经验,为回应权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现实与理论上的可行性。多方面对回应权制度的构建有利于解决回应权制度运行中的难题。

数字媒介时代我国回应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数字技术的更迭对媒体形态的影响内嵌着对公民人格权益的新威胁。作为公众应对侵权报道以自我维权的必要法治配套措施,各国回应权制度紧随媒介形态的变革而呈现出扩张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回应权制度仍停留在纸媒时代且近乎被虚置为“僵尸条款”,从而导致被报道者法律自救措施的缺位。数字媒介时代下,有必要对我国回应权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制度功能。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采取独立成编的立法模式为回应权的引入提供了解释空间,依据回应权的权利特性与功能价值,更适宜将回应权定位为《民法典》中的人格权请求权而非侵权请求权,以《民法典》第1028条与第995条为制度依据,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对回应权的权利主体、回应对象、行权期限、行权效果及救济途径作进一步安排。

规制大众传播媒介的回应权:功能延续与制度发展

针对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回应权,使被报道者能更有效地维护其人格尊严,并能为公众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来源。信息时代传播媒介的诸多变化,使个人名誉更易受到影响,更为根本和重要的是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极端化并产生了注意力经济,从而将对公共领域造成破坏性影响,由此突显了规制媒体表达自由的必要性。作为规制传播媒介的手段,回应权之名誉保护功能和提供多元化信息来源功能在当今依旧延续甚至更有必要。传统回应权的规制对象应予扩张,使回应权也能够针对类似于大众媒体的用户以及平台媒体、搜索引擎行使,回应权并能成为连接点,结合标签、算法等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但是,回应权毕竞涉及媒体的表达自由,其具体规则的构建、调整和扩充要实现基本权利之间的合比例关系。

自媒体时代我国名誉回应权的制度构建

回应权制度是名誉损害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自媒体时代,名誉权侵权常常发生,为更好地救济权利,有必要通过在法律上确认回应权来予以防范。回应权制度由《民法典》1028条所包含并承认的,其属于人格权请求权。回应权具有抑制侵害后果迅速扩大、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缓解诉讼压力、保障公众获取真实信息等功能。有利的立法环境与丰富的域外经验为回应权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可以从国内出发结合域外经验对构建回应权制度提出设想。

我国名誉回应权制度的构建研究

名誉权是我国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目前,我国对于名誉权的保护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并通过答辩、通知删除规则、制止权等作出了有益尝试,但缺乏对回应权的规定。名誉回应权的及时性、积极性、经济性等特性使其与其他名誉权救济方式相比具有突出优势。从比较法观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回应权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不同程度上予以接受。回应权赋予民事主体就所涉新闻报道内容积极回应的权利,有助于及时澄清事实,保护名誉。尤其面对网络环境下的侵害名誉权行为,回应权能够更高效的维护民事主体的名誉权。

美国的司法缄口令

美国的司法缄口令是指法院颁布的要求不发表言论的事先命令,包括三种类型:针对被告的缄口令、针对媒体的缄口令、针对律师的缄口令。1976年以后,美国联邦法院废弃了对媒体的司法缄口令,除针对被告以外,现在的缄口令主要是针对律师。律师也享有言论自由,所以针对律师的缄口令还必须遵守四大规则:有害性规则、安全港规则、回应权规则、真实性规则。我国立法可以借鉴美国经验,一是不应当采取法院直接限制媒体的做法,二是应当颁布中国特色的律师与媒体关系规则。

论律师媒体宣传的规则

辩护律师的言论自由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国际人权规则和一些典型国家的立法规范都对律师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制。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要求律师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遵照法律和公认准则以及按照律师的职业道德行事"。各国都并不一律禁止律师发表庭外言论,但限制律师发表对实体公正有损害的言论、禁止律师发布虚假信息。但律师可以发表对审判公正没有实际损害的言论、与程序性信息有关的言论、消除他人言论的负面影响的回应性言论。我国应当借鉴上述规则,修订《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一百六十三条,在规定禁止律师发布"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的同时,通过安全港规则、回应权规则、真实性规则将其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