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者的意图、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对不同年龄回应者公平行为的影响

实验呈现了最后通牒博弈的3种分配情境：匿名者分配情境中,匿名者提出方案,且与被试分享资源,故成熟的回应者需考虑意图、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随机数生成器（RNG）分配情境中,无关的匿名他人与被试分享资源,故需考虑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计算机分配情境中,因计算机不能带走资源,故只需考虑绝对收益。实验通过分析3种分配情境下回应者对同一分配方案的拒绝情况,探讨意图、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对公平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年幼儿童（4-5岁）倾向于接受绝大多数分配方案;（2）年长儿童（9-11岁）在3种分配情境和多数分配方案上的拒绝率均高于其他组;（3）青少年（16-18岁）在方案2/8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且匿名者分配情境显著多于RNG分配情境,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在3/7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且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4）成年人（21-24岁）在1/9和2/8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存在显著差异,且RNG分配情境显著多于计算机分配情境,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在3/7方案上的拒绝次数具有显著差异,且匿名者分配情境显著多于RNG分配情境,计算机分配情境显著多于零。结果表明,（1）年幼儿童很难抵制绝对收益的吸引,表现最为自利;（2）年长儿童更多考虑了相对收益,能够抵制绝对收益的吸引,并开始关注提议者的意图;（3）青少年处于关注提议者意图的重要时期,主要基于意图与绝对收益进行决策;（4）成人的决策是意图、相对收益、绝对收益共同作用的结果。

做儿童内心世界的回应者——《幼儿工作者的视野》评介

去年，华师大出版社委托我组织翻译一套日本幼教丛书，书目的选择自然是第一步。哪些书能够更好地反映日本今天的幼教呢？我于是向日本的幼教人士求教。不久，书单发来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竟然所有人的推荐中都不约而同地写了一本书，那就是津守真老师的《幼儿工作者的视野》。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镜鉴和时代回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为教育、科技、人才作出的价值定性,并且首次在党代会报告里将这三者进行统筹安排和一体化部署,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党中央作出的这个重大战略安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历史的充分尊重、对发展现状的精准掌控和对发展规律的熟谙运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既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

高校思政教育数智化发展的趋势、回应与把控

数智技术的内涵和特征不仅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原则、目标、方法高度契合,而且对于自主意识和可塑性较高的大学生而言,更能利用数据和算法创造或还原虚拟现实的教育场景、虚实融合的数字人设、亦幻亦真的交互体验和超越内禀属性的主观存在,进而提高思政教育质效。梳理数智技术的演进历程与特征,深入把握数智化发展的复合命体演进趋势、“超级语径”交互趋势和虚拟现实趋势,需要锻铸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思政教育“新命体”,培育面向未来教育的教师“数商”,强化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能力”。通过把控、优化对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原料”“大数据情境”“未来既视感”的算法拓展和算力支撑,保持技术创新与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精准契合,从而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党群逻辑与基层治理型回应——基于桥镇群众走访的研究

在提升政府回应性的过程中,以公众满意率为核心指标的行政型回应模式面临着回应性悖论。基于此,桥镇通过群众走访的机制创新,主动回应群众诉求,塑造了一套以政治伦理和政治压力为内核,以干部联组和党委政府统筹为路径的治理型回应模式。这一模式的逻辑是,党委政府通过责任包干,激活干部内在的责任—情感动力;赋予干部自主空间,弹性回应群众诉求;借助政治统合和群众动员,重塑群众诉求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区别于跨层级的行政型回应模式,治理型回应模式在基层治理场域内完成对群众诉求的识别、分类及回应,具有主动性、整体性、低制度化等特点。在政府回应“弱政治化”的背景下,重拾群众路线对提升基层治理绩效和体制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

协商回应:共识导向的基层回应模式--基于淮安“码”上议的案例研究

政府回应性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经典议题,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实践,积极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诉求和社会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有研究提出三种政府回应模式:代表回应、政策回应与服务回应。江苏淮安“码”上议的治理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回应模式--协商回应。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协商回应更加适用于区域性且存在差异化偏好的公共议题,更加强调党委统领和政府指导下多元主体的交互式参与,更加重视通过诉求表达和理性沟通达成共识性决策。既有回应模式将政府视为回应的唯一供给者,而发端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协商回应模式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简单二元结构,引入党委、政府、政协等组织力量,塑造党委统领的协商共治机制,实现共识性治理。协商回应模式的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贡献:一是从我国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新概念,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推动了政府回应性经典议题的理论发展;二是对我国地方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系统论视角下突发事件中政府回应策略选择分析——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

社会转型背景下各类突发事件发生频率急增,其生长环境、形成机理、影响范围均随时代变化而异于以往,固守传统碎片化回应策略已不能适应当下需求,亟须政府调适回应行为,以系统思维洞悉突发事件演变态势与规律。文章以政治系统论为基础,构建“压力—回应”分析框架,探讨政府策略性回应方式选择及发生路径,建议从健全回应机制、完善问责制度、提升资源禀赋、拓宽回应渠道四个维度提升突发事件政府回应能力。

基于Kano模型的突发公共事件政务微博回应与公众信息需求适配性研究

【目的/意义】政府回应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时维稳民心、疏导舆论的重要举措。对公众信息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并对其与政务微博回应作适配性分析,有助于总结政府回应的经验教训并明确改进策略,为提高回应效能提供参考。【方法/过程】基于公众在线评论数据,采用Kano模型对公众信息需求进行具体的属性定调,分析舆情演化不同阶段下公众信息需求与政府回应适配性的差异化表征,提出提升政府回应效能的对策建议。【结果/结论】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的信息需求呈现差异化表征,公众信息需求与政府回应的适配度会直接影响回应的精准度与公众的满意度。因此,在应对突发公共舆情事件时,政府应根据公众的情感与真实需求精准调整、优化和改进回应策略,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政党回应功能与基层治理体制的重塑

政党功能是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要素。回应功能是政党功能的重要内容。代表性和回应性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性政党的重要标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意味着基层党组织是核心治理主体,居于全面领导地位,也意味着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塑造现代化基层善治体系的政党功能。政党回应与基层治理对于回应性的内在需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基层党组织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创构出组织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政党回应机制和体系,不仅加强了政党的回应功能,而且以高质量的政党回应实践赋予基层治理体制更强的回应性,将国家与社会连通起来形成双向治理,推进了回应性基层治理体制的实践建构。政党回应功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置于主体功能范式之下进行更加整体和系统的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政党功能理论视野下理解和推进基层治理。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环保回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作为实验组,其他类型企业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考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促进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常态化能够增强政府环境监管力度和提高企业绿色治理绩效,通过这两类环保回应行为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大和受政府干预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且绿色投资者能够强化这种作用。

互动中的立场调节:回应位置上单用的“不”与“没有”

文章分析了在自然口语对话中,回应位置上的“不”与“没有”单用的使用规律,发现二者的使用除了受句法、语义制约,还受语用的制约。从语用上来说,二者的使用体现了说话人的有意设计,目的是在具体的互动场景中调节立场。“不”倾向于执行拒绝、纠正等互动行为,展现说话人处于立场高位,而“没有”执行弱否认、弱反对、安慰、弱化回答等互动行为,展现说话人处于立场低位。否定叠连与否定单用的差异在于时间管理与立场高低的调节,立场从低到高的排序是:“没有”叠连<“没有”单用<“不”叠连<“不”单用。文章说明从“因时”的角度去分析语言现象能够更好地揭示语言的使用规律。

父母回应幼儿消极情绪的方式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

采用《儿童消极情绪回应问卷》《长处与困难问卷》对220位幼儿的父母分别进行调查,探究父母回应幼儿消极情绪的方式与幼儿问题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比较父母回应方式的单独效应与联合效应,为幼儿问题行为的家庭干预提供依据。研究结果显示:母亲/父亲的低支持性回应/高非支持性回应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幼儿的问题行为,父亲的影响范围更广;父母的支持性回应一致低/非支持性回应一致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幼儿的问题行为,父母回应方式的联合效应与单独效应存在差异,部分支持加法模型。父母回应幼儿消极情绪的方式直接影响幼儿的问题行为,且存在累积效应,父母应给予一致的支持性回应来减少幼儿的问题行为。

叙实语用标记“其实”在称赞回应中的互动功能

在日常的称赞语境中,被称赞人经常使用叙实语用标记“‘其实’+引接内容”来回应称赞。在自然会话中,“其实”往往出现在称赞回应序列的话轮之首和话轮之中,承载接受和拒绝两种社会行为,具有转接话轮、延续话轮的话轮构建功能,转移话题、延续话题的话题组织功能,修复信息、追加信息的焦点凸显功能和标记立场、削弱程度的情感表达功能。叙实语用标记“其实”互动功能的形成,主要受其位置分布的影响、“客观性”与“主观化”的双重影响和交际策略选择的影响。

供给校正与有效回应:城市民生诉求的治理之路——以深圳坪山区民生诉求系统改革为例

针对一些城市在探索中存在的对民众“需要”掌握不充分、纵横“处置”职责划分不明晰等问题,深圳市坪山区按照“小切口、深层次、渐进式”思路系统布局,持续推进民生诉求改革,通过整合渠道统分拨、合并表单缩时限、优化体验抓过程、融通智慧拓运用,推动表达渠道由“分散”转向“集成”、诉求回应由“有形”转向“有效”、数据利用由“问题”转向“资源”,探索了城市民生诉求治理的鲜活路径。坪山区的实践说明,城市民生诉求治理必须以精准、动态掌握“需求”为起点,以“需求”持续校正“供给”;必须以诉求“解决”为关键,在有效处置的基础上实现有效回应。

我国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政府监管的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思考

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网络直播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如传统经济分析工具失灵、监管理论支撑不力,法律依据未成体系、监管“底气”不足以及监管模式滞后等问题。法和社会学视角下的回应性规制理论倡导纵向的监管策略和横向的监管主体间监管权分配的方案,意在构建出监管机构与被监管者的良性互动,调动各种力量参与监管过程的混合型监管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可以本土化回应性规制理论,坚持包容创新审慎干预的理念,修订完善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法律规则,明确监管机关职权、智慧化监管手段,以构建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新模式,实现网络直播营销产品质量监管优化。

突发公共事件回应的公众认可度研究——基于在线文本透明度与同理心情感分析

[目的/意义]针对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突发公共事件官方回应,通过测量回应文本信息的透明度和同理心,进一步揭示透明度和同理心对公众认可度的影响。[方法/过程]以新浪微博官方媒体发布的突发公共事件回应博文文本为数据来源,爬取和收集了2021—2023年共170条突发公共事件官方回应;采用内容分析法、人工测量法、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从信息披露充分性、信息准确性、信息清晰性3个方面度量了回应信息的透明度;从回应信息描述中的积极和消极情感词,以及情感历程词的使用角度,测量了回应中的同理心表达;进一步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了透明度和同理心对公众认可度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官方回应信息的透明度,总体上会显著影响公众对回应的认可度,然而,影响强度和方向会因披露的不同信息内容和使用的不同语言表达形式而发生变化;此外,回应中过度表达同理心会对公众认可度产生负向影响。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进一步丰富突发公共事件回应或危机沟通的理论成果,能为政府相关部门确定突发公共事件回应内容及其语言表达提供决策依据。

学科文化回应驱动下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师的教学推理研究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强调对学生学科文化特异性的积极回应。本研究通过设计个案研究,对一位研究生英语学术论文写作教学中教师融入信息技术、实施学科文化回应教学的推理过程和路径进行分析。通过教师的教学反思日记和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评价问卷收集数据。结果表明:受学科文化回应教学目标驱动,个案教师的教学推理呈现以学生为焦点、受研究启发等特征,使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得到优化。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与中国的话语回应

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呈现出了关注现实和从党史中寻求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路向。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国外出现中国共产党研究热潮。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既有客观评价,也有文化误读。我们应对国外研究进行批判性阅读,加强中外学界交流,建立中国学术走出国门的长效机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为构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而努力。

英汉母语青年有关幽默回应的语用策略比较研究

幽默是一种常见的话语形式,但目前学界对回应幽默的语用策略的研究较少。该文对比使用汉语为母语的青年(简称汉语青年)和使用英语为母语的青年(简称英语青年)在回应幽默时所采用的语用策略。结果显示,汉语青年在回应幽默时最常使用的策略是“以幽默回应幽默”,而英语青年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幽默话语“进行评论”,这与汉语青年受集体主义影响,而英语青年受个人主义影响息息相关。

世行营商就绪“办理破产”指标的制度回应

2023年5月,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发布了新营商环境评估项目(Business Ready,“营商就绪”,以下简称B-READY)的《方法论手册》与《说明及指南》,聚焦企业全生命全周期设置了从企业开办、运营到破产的10项指标领域。就其“办理破产”指标而言,评估理念、评估内容、评估方法都存在显著改进。对标世行要求,审视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存在的缺失,并参考国际最佳实践加以完善,是我国应对世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考评的必然要求。通过“以评促改”,也将推进我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