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能力理论的逻辑与影响

出于对"社会中心主义"的全面反思,"回归国家"学派于20世纪80年代崛起,并逐渐形成以斯考切波等为代表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以米格代尔等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互动主义"两大路径,围绕何为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如何生成、国家能力受何影响等重要议题展开争论。"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关键性作用,认为国家与社会越是"隔离",国家能力越强;"国家-社会互动主义"则认为国家能力生成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嵌入结构。归根结底,两派均认为"强国家"就是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渗透并成功抵御了来自社会的渗透的国家,反之则导致"弱国家"。

回归国家：重新思考大分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归国家”学术思潮,影响到近年来东西历史大分流的讨论,推动其重新审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三本较有影响的关于大分流讨论的近著(《强权与富足》《大分流之外》《国家、经济与大分流》)都强调近代中国和欧洲在国家能力上的差异是导致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带来了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动向。首先,重新强调从长时段看东西方历史的大分流;其次,重新从东西方历史的内部寻找大分流的原因;再次,强调国家的能力和作用是中西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最后,更加重视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体系。关于大分流这一多层面、大尺度的历史现象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理解。

民生建设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底层视角看国家的回归

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仅通过"社会"的发育来解读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有失偏颇的,由此我们主张国家视角的回归。民生建设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后果的一种回应,是对作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底层群体的一种补偿机制,由此文章提倡一种底层视角,通过底层视角我们不仅看到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而且看到国家对社会的浸透以及二者的结合交织。

多元权力网络视角下的国家权力自主性——兼论迈克·曼对国家回归理论的发展

国家权力自主性是国家回归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借此国家回归理论完成了对“社会中心论”的批判。社会学家迈克·曼以多元社会权力网络为基础,围绕着国家组织对“社会—空间”的中央化管理特征,论述了国家自主性的含义、构成、来源和形成机制等内容,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推至一个新的高度。曼的理论对于国家建设及治理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启示。

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回归”趋势——兼评我国《外商投资法》中的规制权

近年来,依靠国家"离开"构建的多边条约体系在维护主权国家的公共利益上收获甚微,国际社会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强化国内规制权来实现国家"回归"。具体在国际投资法领域,细化实体规则延展了东道国规制权的范围和空间;完善程序规则拓宽了东道国参与投资争端解决的广度和深度,国家"回归"之势显著增强。国家"回归"着眼于东道国规制权的强化并非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降低与对其利益的减损;而是对以往过度偏倚投资者利益的矫正,追求双方利益的均衡化,实现投资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投资法改革里程碑的《外商投资法》颇为关注规制权,其以更加平衡的政策导向为基础,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并兼具自由化的条款,对规制权与自由化的均衡关系做出国内立法上的回应。

国内学界“国家建构”研究述评

国家建构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理论视角。当前国家建构的研究进展大体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进行的。国内学界在国家建构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诸如"State building"的翻译尚未完全统一,国家建构理论的国外思想资源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国家建构理论的适用性和限度未加界定。这需要国内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继续深入,通过实证研究来深化国家建构的研究。

理解国家自主性:范式确立、基本内涵与理论评析

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主性到回归国家学派的潜在自主性、镶嵌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谱系和学术图景。国家利益、官僚组织和国家能力是理解国家自主性内涵的三个核心概念。回归国家学派确立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是对社会中心论的一种纠正和补充,但其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成为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

本文通过追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规范内涵,梳理它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发现做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运用它来彰显现存所有政治制度对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基层政治研究者则运用它把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治向上提升到国家体系的高度,这些研究的理论抱负都十分可贵。但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内涵是否只是权力集中与控制,"国家政权建设"是否简单地等同于"集权"、从上到下的"整合"与"一体化",所有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活动,是否都要被"整合进""国家的必然要求"?理论的流行恰恰也凸显了理论的解释限度和提供新理论的必要性。

国家自主性概念及其发展路径探析

根据理解国家自主性的不同角度,可以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概括为四类:一是从否定僵化的经济决定论、承认政治与经济领域相对分离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作为政治领域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非总是经济基础的消极反映;二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统治组织,并非总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三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具有相对独立的超然地位;四是从国际环境的角度理解国家自主性,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不受国外力量的控制。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萌芽孕育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之后沿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回归国家学派国家自主性理论和规范研究中的国家自主性理论三条路径不断发展。

国家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边界:乡村治理中的基层政权建设

基层政权的运作逻辑及治理能力直接型塑了乡村治理样态及发展走向,需就其历史脉络及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晚近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替代王朝国家传统的陵替过程中,寻求国家权力的空间在场及通过一定的宪制架构实现政治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努力之一,基层政权建设正是实现此种任务的重犁,国家通过组织嵌入及围绕组织运作的制度加持,实现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空间再造及合法性叙事。但是这一实践过程始终面临着国家与社会、官治与民治、集权与分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等紧张关系与矛盾纠结,这也引起既有乡村治理理论上的分歧杂陈,"重建社会"与"回归国家"等声音不绝于耳。立基于历史考察形成的一般性结构原则与既有实践面临的二元悖论消解,边界厘定下权威的结构化建设应是选择,这需适切性、可及性的制度安排及耦合体系建设。对此应以互嵌共生共强为治理目标、以公共性为价值皈依、以权威的制度化建构为路径、以三治结合为运作方式、以能力和队伍建设为保障。循此,才能架构一个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

国家能力与大数据:迈向一种信息维度的国家理论

"国家回归学派"在"找回国家"的过程中丰富了对"国家能力"的相关研究,但已有研究对"国家能力"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不同研究也存在沟通与对话上的不可化约。国家能力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一维、二维到多维的发展演变,也实现了由"抽象整体论"向"具体维度论"的转向;研究内容上也嵌入与吸纳了更多时代和转型的背景因素,逐渐走向丰富、多元和开放。研究通过对国家能力的渊源流变与构成演化问题的系统辨析,发现国家能力本身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国家与社会的互构型塑、嵌入以及分工合作等必然会对国家能力的界定与建构产生关键性影响。由此对"国家能力"的理解也需放置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状态,以及"社会"的发育与构成中来再认识、再反思以及再建构,保持开放性和发展性。文章尝试发展出国家能力建构的大数据治理维度,以丰富和拓展国家能力的相关研究。

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当前大学生就业研究的新视角

大学生就业问题深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自世纪之交起,学术界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供求分析视角和社会流动与分层视角两种,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市场化"后大学生就业的现状,结合中国制度变迁背景的考察和对市场转型的根源、机制的探讨不足。这不利于认识和理解大学生就业制度变革的历史处境和未来走向。基于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与就业理论的流变,有必要把"国家"带回大学生就业研究中来。"国家回归"的视角,要求重拾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遵循国家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国家角色转换关系中考察制度转型的逻辑,并对未来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或启示。

国家能力的缘起、概念及影响因素探究

国家能力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属性,同时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相对变量。20世纪80年代国家回归学派建立以来,国家能力的研究谱系逐步建构、日益丰满,然而其中存在将国家能力概念窄化或泛化的趋向。从缘起追寻、定义探索、指标构建、内涵廓清等四个角度梳理国家能力的理论演进;从国家权力、政府能力、综合国力、国家职能、社会能力等五个角度辨析国家能力的相关概念;从强制力量的垄断程度、社会结构的活力程度、官僚系统的执行程度等三个角度探究国家能力的影响因素,或可利于厘清国家能力的脉络与框架。

关于国家能力构建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回归国家”学派提出的国家能力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国家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将其视作不言自明的产物,“回归国家”学派未能对国家能力进行进一步的剖析。正是通过使命型政党、积极国家以及权威型社会这三位一体的共同作用,中国的国家能力才得以如此有力。这一中国路径为后发展国家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行有力的国家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

德国经济政策调整的新动向:“国家回归”?

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国家干预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摇摆过程。为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国有化、经济复苏政策和金融市场规制等手段,呈现出"国家回归"的趋势。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2019年年初提出的国家工业战略文件,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国家角色的讨论。本文以"干预型国家"的五种典型政策工具,即政府支出、国有企业的设立与扶持、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补贴和企业税收为主要分析维度,结合对产业政策的调整、《对外经济条例》的修订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应对这三个政策调整动向的考察,分析了国家干预型政策工具得到延续乃至增强的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其在德国、欧盟及国际层面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三项政策调整动向表明,德国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干预型政策工具的运用。然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回归"依然是有限度的,因为德国主流社会仍然对国家干预性措施的运用持有疑虑。未来,如果这些措施如愿在某种程度上取得成效,势必会带来新的动能,使得"干预型国家"的政策工具在德国各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可。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与国家的“回归”

国家的"离开"是各国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基本特点,表现为程序方面投资者—国家仲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外交保护,实体待遇方面某些条款的模糊性将国家缔约权让与了私人主导的投资仲裁庭。在构建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时,理论上认为该机制的唯一功能在于解决争端,但据此构建的制度框架无法匹配国际司法机关的多重功能。仲裁造法、裁决不一致以及限制国家管制权等现象日益突出,使得各国普遍质疑现行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的妥当性。欧盟拟创设的投资法院体系模式代表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新趋势,体现了国家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和实体待遇方面正在寻求"回归"。认识国际司法机关的多功能性、承认国际司法机关的司法造法可能性,并且利用缔约方的政治立法权限制国际司法机关的司法造法,有助于构建更适当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国家自主性"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流行的一个概念。马克思在提出国家的工具主义性质和规律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自主性现象。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系统地论证和发展了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一种普遍而非特殊的现象。深受马克斯.韦伯国家观影响的"回归国家学派"进而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系统,本身就具有自主性。不仅如此,国外社会科学界还发展出"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就这样,"国家自主性"从一个概念演变为一种研究路径。

转型期的“国家”概念重构

"国家"概念一直是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清晰的"国家"概念对于理解中国转型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兼具理论与实证价值的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研究国家概念的重要视角,本文从这一范式入手来分析国家概念,以回归国家学派和市民社会学派为例,指出二者分析国家概念的不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实践与西方范式之间的差异。文末提出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本土化"国家"概念的一些可能性方向及其意义。

国家角色的转变与新中国养老保障政策变迁

本文借助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角色在养老保障政策变迁中的转变。文章发现,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国家收缩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出现了国家回归的新趋势,这一转变是社会福利供给严重失衡所导致的结构性压力与政府执政理念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角色从收缩到适度回归的变化对理解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轨迹及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