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发掘: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与照片——基于一个日军炮兵的阵中日记和回想录

淞沪会战爆发后,一个名叫永井仁左右的日军炮兵随部队登陆上海,之后又一路向南京进犯。在此期间,他在上海目睹了日军枪杀中国民众的场景。日军攻占南京后,他又目睹了日军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日本投降后,该士兵根据战时所写的阵中日记,整理出更为详细的回想录。这为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该士兵在回国时,还秘密带回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通过对永井的阵中日记、回想录,以及南京大屠杀现场照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知堂回想录》偶谈

来之不易的成书与出版 《知堂回想录》，初名《药堂谈往》，乃是周作人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一生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包括《缘起》及《后记》、《后序》，总共208节，字数按照周作人的统计，大约为38万（《后记》）。

评驳周作人晚年的辩解——读《知堂回想录》

(一) 六十年代初期,周作人通过曹聚仁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长达三十八万字的《知堂回想录》,书中对鲁迅进行中伤辱骂,对自己的汉奸行为,对自己思想的堕落进行晓晓不休的辩解,谁能安于缄默,任他说长道短、文过饰非呢?

论《知堂回想录》的引用

周作人在创作《知堂回想录》时,旁征博引。通过对其引用数量、引用内容的考察,发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首先,通过对其引用的章节数量的考察,发现《知堂回想录》中"炒冷饭"和"搬运工"的内容远远大于"原创"的内容,从而推断,建国后,晚年的周作人创造力衰退;对引用来源数量的考察,可以窥见周作人的阅读史以及观念来源;对其引用类别数量的考察,可以大致看出周作人的性情趣味以及知识结构。其次,就引用的内容而言,通过对其重复引用、大篇幅引用、特殊引用的考察,可以发现周作人复杂的心理内涵,趣味,情感,"亲友圈"关系之亲疏,甚至史料的考证。《知堂回想录》看似平淡的引用,蕴涵着深刻的心理内涵与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周作人思想、趣味、情感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人们耐心咀嚼。

论《知堂回想录》中的北大情结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应曹聚仁约稿,写于1960-1962年的一部回忆录形式的散文集。书中有关北大的回忆占据了大量篇幅,而借由文中有关北大的叙述,可追寻周作人与北大缘分的起始,再现北大这一社会空间内所历事件,观察周作人笔下的文人名士,进而发现生命暮年的周作人对北大的留恋与不舍之情,体会北大之于晚年周作人的重要意义。

《知堂回想录》对周作人日记的引用

周作人在创作《知堂回想录》时,大量引用其日记,据统计凡120则。他对日记在何时引用、引用数量、引用内容以及对原内容的修改等都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其特别的考量,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周作人对其人生不同阶段所作日记的引用数量相差悬殊,对绍兴童年时期日记大量引用,是晚年的知堂老人对童年的温馨追忆以及时过境迁而记忆有所不逮,故而借助早年日记以求准确;“五四”前后也多有引用,颇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感;绍兴“卧治”时期百无聊赖,故而无所引用;苦雨斋时期是周作人身心苦闷彷徨的时期,故而引用不多;至于“落水”生涯,因触及周作人内心深处的隐痛而讳莫如深。对引用日记内容的选取,多是关于人事交游、饮馔起居、出游行止、读书写作等方面的内容,展现了周作人的趣味和思想,同时也蕴含了其日后文学与人生选择的若干线索。此外,对引用日记内容的某些删改,或因爱憎,或因敏感,或因避嫌,也展现了其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内心一角,值得耐心咀嚼品味。

曹聚仁、罗孚与《知堂回想录》

1962 年11 月30 日,周作人在北京苦雨斋创作完成了自己人生最后一部长篇手稿:《知堂回想录》(又名《周作人回忆录》)。该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该稿原名《药堂谈往》,全稿共562 页(其中“药堂谈往目次”8 页,正文554页),分4 卷207 篇,共38 万字。全文以毛笔书写,稿纸总计五种(荣宝斋24×30=720 的红格稿纸、“东京奥古纳”竖排稿纸、“晏一卢集稿·张氏藏本”24行纸、“知堂自用”24×25=600 的蓝扁格稿纸和一种26×32 的无名红色竖排格稿纸)。纵观该稿,修改痕迹很少。周作人对于仅有的少数修改,也是极下功夫。他不是在原稿上直接涂改,而是先用刀片将错字挖下,再用刀片切下同等字数的新稿纸,新稿纸四边要略大于原缺,而后将糨糊涂在新稿纸周边,将之贴在原处,然后再写上要改的字,一般字数是相等的。

曹聚仁与《知堂回想录》的出版

曹聚仁是20世纪的著名记者、作家、教授、爱国人士。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年纪轻轻,即走上复旦、暨南等大学的讲坛;30年代,他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名震上海滩;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50年代,他只身赴港,其后频频回访大陆,为两岸统一奔波;他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留下八十余种著作、四千万言的文字。

从“秋草园”到“百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

表面看来,"百草园"的经典意象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家喻户晓的文章中由鲁迅创造的,但回复到鲁迅写作的具体语境,会发现这一意象其实是在周氏兄弟的系列对话中累积完成的。作为对话的起点,周作人《秋草闲吟序》对鲁迅"百草园"经典意象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鲁迅是在受《秋草闲吟序》的影响并在对其进行趋避的过程中创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体现在浓缩在周作人"秋草园"意象中的家族变迁等历史内涵构成了"百草园"文本背后的丰富容量。梳理"百草园"经典意象的塑造过程,可以深化对于作为经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历史内涵的认知,并为重新思考周氏兄弟研究中的既定思路提供新的可能。

鲁迅、周作人与柳田国男

为编集柳田国男特集,《现代思想》杂志编辑部的M君特意打电话向我约稿,题目是“周作人与柳田国男”。当时,我稍许思索了一下,便想到了“鲁迅、周作人与柳田国男”这个题目,向M君说明之后,得到了同意的答复,于是就选定了此题。鲁迅(1881—1936)《日记》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项下记载:

关于周作人的传记

钱理群君: 正读着大作《周作人传》,又收到倪墨炎君的《中国的叛徒和隐士:周作人》,你们俩的书几乎同时出版,虽属巧合,也不失为一种缘份。窗外冬雨如丝,淅淅沥沥落在阳台上。

谈周作人的鲁迅研究的得失

周作人关于鲁迅的著述颇多,鲁迅生前,周作人写过论《阿Q正传》的文章,鲁迅逝世后,由于许寿裳的邀请,他参予了《鲁迅年谱》的编纂;又由于杂志约稿,他写了《关于鲁迅》等文。解放后,他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文章,并结集为三部专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其《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

在中国,知识分子由封建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似乎经历了特别漫长和奇怪的挣扎;这场肇自于本世纪初文化更生的痛苦蜕变,迄今也难说业已完成。在那批率先向传统发难的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得以脱胎换骨,而更多的则以悲剧告终。今天,一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试图透过近百年的烽烟,重新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才发现已那么遥远和模糊,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氛围,又是那样的令人感伤。作为思想和文学界的一代宗师的周作人,其悲剧更具典型意义。

越文化与周作人

十九世纪末叶,当周作人呱呱降生的时候,蕃衍生息于古越大地上的人民,已经历了数千年的沧桑变幻。大禹、秦皇的先后南巡,晋宋的两度北人南迁,越地自古即成为闻名海内的文物之邦,文人荟萃之地。历代传统文化的多种形态在这里迭压、汇流;古印度的佛梵文化,中原的儒教文化,越地的本域文化。

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及成就

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翻译无疑是最主要的媒介之一,它是沟通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的桥梁.中国文化史上,虽然也曾产生了以玄奘为代表的一些著名的翻译家,虽然中国对佛经的翻译曾经是世界上最完整最全面的,但总的说来.中国文化还不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文化,还有其极端保守和顽固的地方.尤其是14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中国似乎更愿意沉缅于老祖宗的旧秩序中过一种太平日子.因而对外来的文化采取了闭关守国的强硬措施予以拒绝.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果自然很糟,拒绝别人就是限制自己,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数百年的落后.所幸中国人善于变通,难以数计的不平等条约使国人意识到了自身文化的窘境,于是开始放眼看世界,试图寻找一些中国文化中所没有的东西.当中国作为一个主动者,而非被动者,带着一种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态度去重新认识和审视西方文化时,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便真正具有了现代意义;而此时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便可称作真正的现代翻译了.纵观中国历史,现代翻译的滥觞非林纾和严夏莫属,他们可称为现代史上第一批翻译家.

“只求心之所安”

五十年前的1968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开始连载知堂老人周作人(启明)先生的《知堂回想录》,前后凡十个月。此前一年多,老人已在北京'文革'风暴中惨苦离世,但他这部最后的重要著作却能完整传世,其中的艰辛曲折实为外人难以想象。最近我们整理了手中的所有相关资料,大致梳理清了整个写作与出版过程,以下面的文字来纪念《知堂回想录》刊发半个世纪,也是对知堂老人以及曹聚仁、罗孚两位前辈迟来的致意。

范爱农致鲁迅第一封信日期质疑

范爱农生前曾多次致信鲁迅,周作人保存了其中三封,为时较早的一信(姑且称第一封信)是范爱农第一次失业后去杭州时写的,未署月份,仅署有“二十七号”数字,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哀范君》及《知堂回想录·九四、辛亥革命(三)》等文章中多处指实为“三月二十七日从杭州所发,寄给在绍兴的鲁迅的”。此说多年来相袭援引,无人质疑,实际上周作人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