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儿童歌谣与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研究——以宁夏回族民间儿童歌谣为例

宁夏作为我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也是我国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聚居地区收集整理的回族民间儿童歌谣就具有了回族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代表了回族民间文化的一个类型。可以说,它从民间的、儿童的视角反映了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文章从研究归纳宁夏回族民间儿童歌谣的内容出发,探究回族儿童歌谣所反映的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即人际关系、人生态度、生命意识。这样的研究对于宁夏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研究是有益的补充,也有实证的帮助。

回族民间儿童歌谣与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

回族民间儿童歌谣是回族口头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它从民间的、儿童的视角反映了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回族民间儿童歌谣虽然是“稚子之歌”，却因为它“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而包含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博大精深的道德教化，其内容涉及宇宙人生、伦理道德、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宗教习俗等方方面面，反映了回族人民聪颖智慧、热爱生活、善于创造、精明干练、热情好客、精于商贾等民族特点。回族民间儿童歌谣又因为内容的饶有趣味、形式的生动活泼、语言的通俗易懂、节奏的鲜明、音韵的和谐、儿童乐于接受等特点而深刻地影响着儿童的心灵成长和兴趣培养，因此成为回族儿童喜闻乐见的别具深刻意义的回族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良好教材。

论传统“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社会秩序观

《札记·礼运》的“大同”与“小康”,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经典概括。从宇宙星象的时间—空间秩序抽象而来的天道,是论证大同世界与小康社会的思想背景,所以,无论大同还是小康,都是以“道”为终极根据,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生活秩序。因大道之彰隐不同,从而体现天道的社会形态不同,使得社会互动准则也就不同:“公”与“札”是分析大同与小康的关键词。大道流行,“公”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是整合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而大道隐没,来自宇宙天道的终极根据萎缩,于是,“礼”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成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另类选择。因此,大同与小康殊途同归。

伦理优先的儒家社会秩序设计——从孟子的“窃负而逃”之假说谈起

本文从分析孟子的“窃负而逃”的主张入手 ,阐述了儒家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家庭人伦秩序之上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设计 ,指出儒家对这一秩序的维护是 ,对每一个具体的道德主体赋予判断“真礼”与“非礼之礼”、“真义”与“非义之义”的职责和权力 ,判断的依据是能否保证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设计的稳定。儒家的这一伦理秩序设计导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产生规则至上。

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伦理秩序,客观存在。在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对伦理秩序的认识 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

礼俗秩序:中国传统社会构造的特殊性——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其文化哲学的思想基础,运想方向是一致的.略有不同的是,他在1920年前后形成并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巨大反响的文化哲学,着重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和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评判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专门发挥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在人生思想上归路到中国儒家的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在1930年以后成熟的乡村建设理论,则直接关注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他把中国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都归结为中西文化冲撞下的“文化失调”.进而强调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寻找根本解决方案.以下专就这些观点展开分析评论.

论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其伦理价值观直接主导二千多年来人们的思维模式,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现阶段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优秀的儒家文化,有利于个体的完善和社会的整体和谐.

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结构

一、传统伦理精神的三维结构 从中国文化生长发展的过程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为主干结构,融合兼摄其它文化形式而形成的结构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既体现了这三种文化各自的精神特点,但在总体上更体现了这个结构系统形成的整体文化特质。

中国传统建筑的伦理功能

针对中国传统建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伦理功能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及制度,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生态伦理精神和社会伦理秩序,以期对当代建筑设计有所帮助。

传统伦理思想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是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起着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又内化为人们的内在操守和准则，促进人的全面完善和发展，具有调节人们社会行为，管理社会的职能。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伦理

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任何一项措施的推行,总会伴随着一场是与非的论争.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各人的伦理观念、价值标准不同.在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以后,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已经开始从千篇一律僵化的旧模式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千姿百态变幻无穷的现象.企业千方百计追逐利润;企业之间在原料、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和销售市场方面使尽各种招法的激烈竞争;“倒爷”、“回扣”等各种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一部分企业兴旺发达,一部分企业破产倒闭;一部分人暴富起来,花天酒地,一掷千金;一部分人则为“钱不经花”所困扰,不时发出“怎么又涨价啦”的叹惜,这种种社会现象,应当怎样去评判它们的是与非、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就是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伦理的缘由.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家庭伦理的关联

一、家庭伦理是对传统文化内在秩序的核心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必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因为家族关系、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通过人情感信念来处理的关系”。特定历史条件下，整个社会由家及族，再延伸到国家，形成了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以家为本的伦理精神才寻到了生成的历史条件，并为文化体系中的社会生活秩序、个体生命秩序进行了深层设计，为其指明了由家及族到国的文化精神走向。

传统伦理与理代道德

社会没有“法”就会“无法无天”,但从社会学观点看,法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社会控制除了法而外,还必须有信仰、道德和习尚的控制.不过,信仰和习尚都要落实在道德上,所以,最核心的是法制与道德两大机枢.中国古代的“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经过反复辩论之后,最终趋于“礼法兼治”.

变革时期的伦理难题及其突破视角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危机根源于经济转轨、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家族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变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逻辑，文化冲突更使得变革时期的中国伦理处于阵痛之中。于是，寻找转换点便成为现代中国伦理面临的理论课题，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点；经济与伦理的转换点；法律与道德的转换点。它们构成现代伦理研究的理论前沿。现代伦理建设的基本矛盾有三方面：伦理与经济的游离；伦理对社会、对人的行为干预的无力；缺乏根源动力。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建立论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伦理制度；二是确立“德得相通”的社会与文化的伦理机制；三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伦理理念。而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建设，就成为变革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的突玻口。

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

本文将《史通》置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大势之中，指出刘知几以儒家人伦社会思想为历史学确立了一整套的方法和规范，从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述要

由湖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湖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中外德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2月14—15日在湖北省黄石市举行。来自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南昌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等单位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收到大陆和香港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或论文提要近50篇。

在自由与秩序之间:新中国对待“无血缘不伦婚姻”的态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分院的批复为样本的分析

"无血缘不伦婚姻"是新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在处理传统伦理与现代法律关系时遇到的一个难题,其具体表现为如何在尊重传统伦理道德与推进个体婚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在推进个体自由的道路上,民众的等级制伦理观念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虽然近代法律对传统法律及观念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改造,但从实际发生的案例看,效果并不理想。正因为如此,最高司法机关在民众中植入婚姻自由观念时,极其谨慎。自由、生命是最高司法机关首重的价值,但秩序则是其行动的底线。造成文本上规定的婚姻自由与批复中兑现的婚姻自由之间裂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人民伦理的覆盖与整合——论“十七年文学”的伦理图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百废待举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将全国民众心中奔涌着的道德和理想激情迅速引渡到继续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途中,将执政者对革命与建设的整体筹划与系统工程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