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劳动力的就业转换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七省的调查

基于一项七个省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回流劳动力的就业转换和职业流向特征,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回流者的就业转换呈现“两低一高”的特征,即低行业匹配度、低职业匹配度和高失业率,且在东、中、西部省份呈现相应的梯度递减(递增)特点。(2)就业转换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一、第三产业,非农职业转向个体经营户和农业活动的特征明显。(3)职业流向具有明显的垂直流向特征,且以向下流动为主。(4)行业匹配和职业流向受多元因素的影响,初中学历的回流者具有更高的行业匹配度,低学历者职业向下流动的风险更高;主动回流、家庭经济的支持对行业匹配和职业流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务工时长和务工距离对职业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回流地非农产业发展对行业匹配有积极的影响,且对中部省份回流者的职业向下流动具有阻抗效应。研究结果反映了回流地对人力资本使用效率不高,但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使中西部省份的回流者在制造业就业市场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对于引导劳动力回流,助力回流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外出回流劳动力缓解耕地“非粮化”探讨

农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劳动力投入保证生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得农村出现“老龄村”“空心村”问题。农村耕地在缺少劳动力情况下出现撂荒、形成“非粮化”,威胁粮食生产安全。近20年中农村出现了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新局面,这一现象对于缺少适宜劳动力进行粮食生产的农村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文章得出结论:回流人员虽多选择非农就业,但如选择土地流转,当转入土地达到一定规模后规模经营户更倾向粮食种植;从事农业职业的回流劳动力则往往会利用积累资源改变生产要素投入,从而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对耕地“非粮化”具有缓解作用。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河南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回流现象或将成为一种常态,农村回流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农村发展与振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劳动者微观行为和家庭生命周期双重视角下,采用Probit回归模型,基于河南省虞城县10个村庄539份农村回流劳动力抽样调查资料,综合分析不同因素对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结果表明:①农村回流劳动力非农转移决策是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生计资本、回流特征等多元因素交织的结果。②相对于抚养期家庭,其他家庭类型的农村回流劳动力更倾向于从事农业,且同一因素影响程度与作用方向存在差异。因此在执行相关的就业政策时,需根据农村回流劳动力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类型不同,采取精准适用的激励措施促进其多渠道转移就业。

社会性别视角下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个省份的调查

在大力推动新型镇化的背景下,研究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一项2015年对广东、安徽、湖南、湖北、河南、贵州、四川7个省份回流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性别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并通过构建Logit回归分析模型探讨其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及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女性回流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地位依旧明显。在影响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再外出意愿、回流原因、在外职业流动次数及地理区位对两性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状况均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和抚养压力更多地对男性回流劳动力的再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家乡耕地、外出时工资水平及村办企业对女性回流劳动力再就业状况影响则更为显著。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对农村回流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基于成都和郑州两村的实证分析

当前中西部地区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外出劳动力回流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如何解决那些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能力较弱的群体的就业更是面临艰巨挑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发展,而且拓展了就业途径,促进了就业的增加。农业产业化发展阶段性的特定要求与回流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相适应,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的就业具有更低的人力资本再配置成本,提高和增加了回流劳动力的收益,对吸纳回流劳动力具有积极作用,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农村物流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农村回流劳动力的视角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回流农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农村物流产业的发展。文中首先分析了农村物流发展与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双向影响关系,进一步分析了新时期农村物流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从农村回流劳动力的视角提出了新时期农村物流发展的对策建议。

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回流劳动力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引导回流劳动者选择非农就业至关重要。基于CLDS2016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t方程模型考察个体特征和村庄特征对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和村庄特征均对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农业生产经历、价值观和技术培训对回流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的负影响;学历、年收入、企业数量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回流劳动者非农就业有显著的正影响。

换种思路谈增收——浅议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再转移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当前摆在农村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增收,一要靠产业结构调整,二要靠科技进步,三要靠非农产业的发展等多途径来实现,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目前上海郊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可否换一种思路谈增收,即:把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再转移放上工作位置,这对增加农民收入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共同富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两期数据,采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回流通过促进创业对农民福祉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对福祉水平处于下50%分位数、中西部地区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开放村庄,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优化环境,激励回流劳动力开展包容性创业;搭建平台,健全回流劳动力的社会网络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并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对接,是保障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选项。

数字金融发展与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基于CHFS数据的考察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金融发展给中小城市吸引劳动力回流带来了重要机遇。基于经典理论对劳动力回流动机的阐述,借助2017年和2019年CHF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在研究期内能够有效吸引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讨论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预期收入进而吸引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渠道存在,创业环境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受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调节;异质性分析显示,更小家庭规模的劳动力在回流过程中对数字金融发展更为关注,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且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在回流过程中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吸引更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回流劳动力更加关注数字金融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学界对劳动力回流的认知,为后续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安居”与“乐业”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2016年和2018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进行替换变量、控制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改善和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与就业环境来促进劳动力回流。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吸引的回流劳动力具有年龄大、学历低的特征。此外,农村劳动力回流后更倾向于非农就业。因此,建议进一步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外出劳动力回流后的“安居”和“乐业”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基础,进而更好地吸引高素质劳动力适度回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减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基于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调节效应

文章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农村劳动力回流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会加剧农民农业收入差距,但有助于缩小农民非农业收入差距。(2)互联网使用扩大了中—低、高—低收入群体的农业收入差距,缩小了中—低收入群体的非农业收入差距。(3)劳动力回流能够缓解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民农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促进互联网使用缩小农民非农业收入差距的功效。因此,政府应加强培训低收入农民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与网络营销能力,通过招商投资等方式加大非农就业容纳量,加快农村农业生产规模化、现代化,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吸引优秀外出劳动力回流,发挥好劳动力回流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劳动力回流何以促进农村共同富裕

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缩小农村家庭间收入差距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而劳动力回流所释放的人口红利对于实现农村家庭收入的均衡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劳动力回流对农村家庭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且回流前在外非农就业经历以及更长的务工时长等有助于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增长,这一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家庭资产合理配置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在劳动力回流促进农村家庭增收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劳动力回流对低收入家庭及中部和西部地区家庭的收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有效地缩小了农村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回流还对青年家庭和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的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基于劳动力回流的视角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立足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视角,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基于Logit模型探究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新规律。研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会促进劳动力回流。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低、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回流”乡村。乡村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更加多样的就业机会及不断提升的收入水平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进一步畅通人才“城—乡”流通渠道,激励回流劳动力在乡村创就业,有效对接各方资源,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研究——以扬州沿湖村为例

乡村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效益不断凸显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迁移决策。以扬州沿湖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结合质性分析刻画旅游发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的状况,剖析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揭示代际劳动力回流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迁移,且回流后就业与旅游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2)旅游地劳动力回流受到家庭、个人、社会层面影响,不同代际劳动力在回流迁移的影响机制上存在差异。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主要受到个人及家庭等微观层面的影响,而社会等宏观层面因素更易影响青年一代的回流意愿。本文拟就旅游引导劳动力回流促进就业提出相应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何以留住农村劳动力?——基于新迁移经济学视角

农民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文章使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从新迁移经济学视角考察农户加入合作社决策对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加入合作社后,家庭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降低6.8%;机制分析表明,农户加入合作社可以促进乡村产业和非农经营发展,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提高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从而弱化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机;农户加入合作社显著降低劳动力在本县务工和跨省务工的概率,且只有家庭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户加入合作社才会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概率。研究深化了对农民合作社的微观效应认识,为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

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与经济过程,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速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乡村旅游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黟县7个旅游乡村为例,从个体微观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综合分析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空间特征来看,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区域性特征显著,村域、镇域等小尺度地区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空间节点,回流后劳动力生活和工作的空间多集中在村域和镇域尺度,职住分离现象不显著。②从职业转变来看,劳动力回流前后职业相关性并不显著,回流前多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技能单一、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回流后多集中于住宿餐饮业和零售业等准入门槛低、投入产出小的行业。③从影响因素来看,乡村旅游地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旅游从业人数等人力资本要素,从政从商的亲友数等社会资本要素以及景区距离、就业机会等外部环境要素对回流劳动者是否从事旅游就业影响显著。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乡村旅游地劳动力回流的底层逻辑,对比分析中西方城镇化模式,认为中国城镇化是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为促进人口的稳定回流,满足农村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提出相应建议。

空气污染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研究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的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这影响了人们定居和工作的选择。本文采用Probit概率模型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劳动力回流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是影响劳动力回流决策的重要因素,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AQI指数每增长一个标准差,劳动力回流概率增加10.45%。异质性分析发现空气污染对资产较少、30~44岁的群体、中西部地区人口以及南方地区的人口回流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机制分析部分表明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影响身体健康、降低工作收入两个微观因素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地区环境规制两个宏观因素影响回流决策。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得出要重视环境要素的作用,对回流人口进行扶持以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启示。

数智乡村建设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探析

为明确数智乡村建设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从乡村数智化建设和劳动岗位需求角度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乡村数智化建设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推拉效应,农村产业升级、城市就业情况和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数智化转型需求会推动农村劳动力回流;同时存在传统劳动力需求缩减、数智乡村建设内生和外生动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缺乏和资金投入难度大等问题,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回流。据此提出建议:通过数字赋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增加产业关联的就业岗位;系统培养农村人才梯队,发挥数智康养的聚集效应,推动乡村银发疗养产业的发展;打破乡村治理的时空界限,实现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运用数字金融赋能农村资本积累,推动农村数智化转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

农村劳动力回流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山西省长治市230个外出劳动力为样本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回乡发展的劳动力中,年龄小、未婚、外出打工年限少、收入低的劳动力占比较大。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农村收入、农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交通条件、农村发展机会、资金融资、医疗条件七个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农村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农村公共设施、教育条件次之,年龄大的人则更重视交通条件和医疗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