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影响吗?——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背景,基于上海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有重要影响,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城镇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较弱;控制经济因素和个人因素后,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增强,参加城镇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明显减弱,而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下降。个人及家庭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高者、子女在本地上学者的回流意愿较弱;经济因素中,收入水平较高者回流意愿较弱。

“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研究

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的人口"空心化"现象愈加严重,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农村多元化产业,进行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吸引外出农民回流,在家乡就近就业,实现治理人口"空心化"和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双赢。文章基于苏北农村的调研,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外出农民就近就业意愿。结果表明:农民回流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外出收入所占比例、回家频次、家中是否有老人或学生、对当地教育和基础设施满意度等显著相关。分析农民工回流意愿,对治理农村人口"空心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有参考意义。

乡村人力资本振兴: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当社会物质资本达到一定量时,尽快使大量社会人力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即形成当代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国职业农民队伍,这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首先是人力资本振兴。性别、文化程度、农业技能、土地流转等因素对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形成有较大障碍。要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应从策略上综合考量。当前农民工回流农村意愿较弱、难以在短期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因此要分门别类地做好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的规划、培养和组织工作,着力培养新一代新型职业农民,落实中国职业农民形成的配套措施,以多种形式稳定中国职业农民队伍。

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

基于在浙江省宁波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在近两年有回乡发展和就业的打算,农民工的返乡回流意愿与其家庭特征、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地区特征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最终返乡后,回归农村土地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针对流入地政府,提出了优化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优惠等政策建议,以减少农民工返乡回流意愿。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农民工分流机制的构建——基于二分类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自东向西的回流具有显著的结构效应,它既能倒逼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也有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但盲目强调劳动力回流容易加剧东部地区的"民工荒",也容易导致东部地区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因此,构建农民工区域就业、创业分流机制对实现农民工回流的结构效应至关重要。针对农民工回流影响因素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就业方面,东部地区应把20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农民工作为农民工就业制度的需求主体,通过增强其身份认同感、改善其居住环境、增强其就业培训、加大其社保力度、提高其技能水平、强化其工作权益等举措,巩固其留守意愿;中西部地区应着重针对20—40岁农民工的行为特征,通过强化其与家乡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其比较收益等措施,吸引其回流。创业方面,东部地区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为农民工提供创业咨询和指导上,中西部地区则需提供包括咨询、指导、培训、资金等全方位的创业支持,同时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继起性,做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衔接,并把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本地城镇发展相结合,推动产城互融。

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

在对武汉市新洲区农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的总体评价以及城市对农户的吸引力等都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个体属性对农户回流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回流意愿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其他家庭特征变量影响不明显。农户对农村总体评价深刻影响农户回流意愿,城市吸引力对农户回流意愿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回流现象,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回流农户原地创业,通过农户回流意愿的分析,发现农村工作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建设新农村。

“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在美华人科技人才回流意愿变化与我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转型

美国是海外华人科技人才最主要的集聚地,在美华人科技人才的回流意愿是我国海外科技人才引进工作的风向标。其中,自身职业发展状况、所在国的人才吸引力、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状况是影响在美华人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四大变量,也是我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于问卷调查等实证分析,分别探讨了上述四变量对在美华人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影响程度,探寻了我国海外科技人才引进政策转型的基本思路与路径。

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其中,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中社会经验、社会参与、社会网络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资本中家庭收入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集体经济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自然资本中耕地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宅基地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年龄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呈现"U形"非线性影响且26岁为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变化的拐点。在26岁之前,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在26岁之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强。因本文采用2016年的样本数据,故可按照1990年为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90后"乡村劳动力和"90前"乡村劳动力两类样本,进一步分析资源禀赋对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的代际差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90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对"90前"乡村劳动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集体经济和宅基地对"90后"乡村劳动力回流意愿影响不显著,但可以显著提高"90前"乡村劳动力的回流意愿。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特征与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关系

使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借助描述性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现状与特点、流动特征与回流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很弱,有回流意愿并打算近期回流的农民工比例较低,回流地域以原居地为主、户籍地的乡镇和区县政府所在地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回流意愿:跨省流动者"打算回流"的概率大于省内流动者;流动时间短和非举家流动者"打算回流""近期回流""回原居地"的概率分别大于流动时间长和举家流动者;有留守子女者"打算回流""近期回流"的概率大于没有留守子女者。最后,建议政府实施以"异地市民化"为主、"回流式市民化"为辅的市民化策略;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为农民工流动扫清制度壁垒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促进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出台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和就业的优惠政策等方式来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研究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女性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弱,城-城女性流动人口尤为如此。流动特征、就业特征和人口学特征变量对乡-城和城-城女性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女性流动人口尚未形成明显的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意愿;打算回流者主要是职业声望较低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乡-城女性流动人口更是如此。这表明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推动农村城镇化"等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尚未明显提升中西部地区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政府需要增强女性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引导其合理有序流动,以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而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与代际差异

文章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研究置于代际差异视角下,以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为数据源,使用SPSS 26.0统计工具探讨分析中国439个地区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问题,考查影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四类因素对两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1)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存在代际差异。整体而言,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前者的回流意愿更强。(2)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融入因素影响。其中,本次流动范围、累计流动城市数、社区管理参与、主观融入、文化适应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是否具有宅基地、职业类型、随迁家庭成员数、现住房性质和流动时长则对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影响更大。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旅游业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

在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回流的现象日渐明显。文章以劳动力回流意愿为出发点,通过相关理论和文献剖析了旅游业发展与劳动力回流意愿之间的关系,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宏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家乡旅游业的发展会显著提高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基于多种稳健性分析,结果依然成立。此外,旅游业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的需求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间接提高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另一方面,在旅游业发展与回流意愿的关系上,基础交通条件对旅游业发展与回流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而空气污染程度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消极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对户籍和地区异质性的分析,发现农业户籍和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更加强烈,各个地方应该利用自身独特的条件,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吸引劳动力的回流。文章通过对劳动力回流意愿的探究为劳动力回流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为进一步促进劳动者回流,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思路。

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GIS技术分析了中国东部地区87个有效样本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偏低,呈现出明显的地理分异特征——“南高北低”;②内陆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低于沿海城市;③东部城市的规模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在地域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别;④东部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新形势下广西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动因与引用政策创新研究

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国内外人才环境及发展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聚才”的新变化。如何积极抢抓当前最大海外人才“回流潮”机遇,是广西深入贯彻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抢夺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议题。从推拉理论的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充分考察了广西海外科技人才回流的实际情况。实证分析了影响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侨以及外籍华人科技人才回流决策的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海外科技人才回流的“引-育-用”全链条人才政策建议。

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与规划响应——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

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回流为主要特征的"双转移"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市场机制下产业和劳动力的理性选择。在此背景下,以河南周口市为案例地,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访谈,分析了传统农区外出劳动力空间流向和回流意愿,重点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动力、行为选择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从政府和制度层面提出回流地的规划响应。结果表明:①周口市外出劳动力回流意愿强烈,且有近期返乡的打算;②外出劳动力的回流动力呈现多元化,县城是除本村外回流劳动力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空间选择;③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水平是外出劳动力回流最为关注的城镇吸引要素。最后,从地方政府和制度层面提出放权强县、促进"双转移"良性循环互动、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配置和推进土地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划响应措施。

回流意愿、居留时间与农民工汇款——基于广东用工企业的调查

文章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考察了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研究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无回流意愿农民工;有回流意愿农民工和无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动机有较大差异,有回流意愿农民工汇款的利己动机更强,而无回流意愿农民工汇款更多的表现为利他主义动机以及部分偿贷动机。文章从消除制度隔离、建立工资增长长效机制、营造创业环境三个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27个国家的1123名海外华人科技人才进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回流意愿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发展的意愿较高,总体上达到了68.9%,明确表态不会考虑回国发展的仅为9.1%。其中,个体特征、留学过程、职业发展状况及与国内联系的紧密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海外科技人才回流意愿的最主要变量。